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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基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法学核心思想——尤其是其 **“主权决断论”**（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the exception）、**“敌友划分”**（Friend-Enemy Distinction）与 **“法律就是具体秩序”**（Law as Concrete Order）的理论——对陈京元博士案件进行剖析。施密特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此案中**法律的悬置**、**主权的显现**与**政治的绝对性**提供了一个冷酷而极具穿透力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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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施密特政治法学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分析**

卡尔·施密特的理论核心是：**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依赖于一个前法律的政治决断，主权者在“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中揭示自身，其根本任务是进行“敌友划分”以保护政治统一体的生存。** 法律条文本身是次要的，它从属于并服务于一个具体的政治秩序。从这一视角看，陈京元案并非简单的司法误判，而是**主权权力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的一次政治决断和敌友甄别**。

### **一、 “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与主权的显现**

施密特认为，**“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the exception）。在例外状态下，常规法律秩序被悬置，主权者直接行动，以保护国家的根本存在。

* **“寻衅滋事罪”作为法律化的例外状态**：
  “寻衅滋事罪”的极度模糊性，使其成为将 **“例外状态”常态化**（normalization of the exception）的完美法律工具。它授权主权者（通过其司法代理人）在**任何时间、对任何行为**宣布进入“微观例外状态”：常规的法律保障（如罪刑法定、证据规则）被悬置，主权者的决断（如“转发即罪”、“学历即证”）取代了规范推理。

  * 在本案中，常规的司法程序（如无罪推定、证据裁判）被实质性地悬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权者的**政治判断**：陈京元的行为被**决断**为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被消灭。
* **主权者的在场**：
  法官普会峻的角色，在施密特看来，并非一个适用法律的规范主义者，而是一个**主权的代理人**（agent of the sovereign）。他的判决（如“高学历应明辨是非”）并非法律解释，而是一个**主权决断**：他宣告了何种知识、何种言论不属于该政治统一体所允许的范围。通过此举，隐藏的主权者（以党和国家为代表）清晰地显现出其绝对权力。

### **二、 “敌友划分”的政治操作**

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基石是：**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友**（The specific political distinction is that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政治统一体通过识别并压制其敌人来界定和巩固自身。

* **“敌人”的建构**：
  陈京元博士被系统性地**建构为“敌人”**：

  1. **身份标识**：他的“博士”学历被标记为“应明辨是非”，这并非法律要件，而是一种**政治身份标识**，将其与“无知大众”区分开来，暗示其更具“敌对潜力”。
  2. **行为定性**：他的“转发”行为被决断为“攻击体制”、“侮辱核心”，这一定性无关法律事实，而是一种**政治宣判**，将其行为界定为对政治统一体的“挑衅”和“攻击”。
  3. **处置方式**：禁止自辩、重刑惩处，这些都不是对待一个“法律程序中的被告”的方式，而是对待一个 **“国家的敌人”** 的方式——目标不是厘清事实，而是**消除威胁**。
* **权力的自我肯定**：
  通过惩罚陈京元，主权权力完成了两件事：

  1. **划清界限**：向全社会宣告了言论的“禁区”和“敌人”的画像。
  2. **展示力量**：通过一场公开的（尽管程序不公）司法仪式，展示了主权者**定义现实、划分敌友、施加惩罚**的绝对权力。这正如施密特所言，法律成为 **“具体秩序”** （concrete order）的体现，即现存权力结构的维护工具。

### **三、 “法律”作为“具体秩序”的体现**

施密特反对自由主义的规范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一个抽象的规范体系，而是 **“具体秩序”**（Konkrete Ordnung）的体现，即一个民族特定的、具体的生存方式与权力结构。

* **法律的工具化**：
  在本案中，《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不再是保护法益的抽象规范，而彻底沦为维护 **“中国政治具体秩序”** 的工具。其功能是**弹性**地捕捉一切被主权者视为威胁其秩序的行为。法律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其规范性，而取决于其**对具体政治任务的适用性**。
* **司法者的角色转变**：
  法官普会峻的角色发生了根本转变：

  * **从“法律的守护者”变为“秩序的守护者”**：他的首要职责不是保障被告权利或解释法律，而是**保卫政治统一体**免受（被决断为）威胁的言论侵害。
  * **从“规范适用者”变为“具体秩序的解释者”**：他的任务是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如“意识形态安全”）来解释和适用法律，使法律服从于更高的政治目的。

### **四、 对“自由主义法治国”幻象的祛魅**

施密特的理论旨在揭露 **“自由主义法治国”** （Liberal Rechtsstaat）的幻象，即认为法律可以脱离政治而中立运作。陈京元案完美印证了施密特的批判：

* **中立性的破产**：此案证明，在涉及政治统一体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法律的中立性、司法的独立性彻底破产。法律机构毫不犹豫地展现了其**政治工具**的本质。
* **对话的不可能**：自由主义预设的理性对话、程序公正，在施密特的“政治”概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陈京元被禁止自辩，因为这不是一场**法律辩论**，而是一场**政治镇压**。主权者不与“敌人”辩论，只对其进行决断和处置。

### **结论：一场主权的政治决断仪式**

从卡尔·施密特的政治法学视角审视，陈京元博士案件的本质变得清晰无比：

1. **它不是一场法律审判**，而是一场**主权的政治决断仪式**。常规法律被悬置，主权权力通过司法形式直接显现。
2. **它的目的不是实现司法正义**，而是进行**敌友划分**，通过惩罚一个“建构出来的敌人”来巩固政治统一体的边界，并展示其绝对权威。
3. **它揭示了法律的本质**：法律不是高于政治的规范，而是**具体政治秩序的从属工具**，其内容和适用由主权决断所决定。

施密特的理论最终给予我们一个冷酷而现实的结论：**在政治的核心领域，我们所遭遇的从来不是抽象的“法治”，而是具体的“政治”。** 陈京元案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撕下了“依法办案”的自由主义面纱，向我们展示了其下涌动的**政治权力的原始力量**——那种定义敌人、宣布例外、并要求绝对服从的权力。这对于理解权力运作的逻辑至关重要，尽管这一结论对于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言，是无比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