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k ---- ### 从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法哲学视角看陈京元“寻衅滋事罪”案 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Scandinavian Realism），以阿尔夫·罗斯（Alf Ross）、卡尔·奥利维克罗纳（Karl Olivecrona）和阿克塞尔·哈格斯特罗姆（Axel Hägerström）为代表，是20世纪最激进的法律实证主义流派之一。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法律无客观规范性**：法律语句并非描述客观事实，也非表达真实命令，而只是引发心理反应的“独立命令”（independent imperatives），其效力源于社会成员的心理服从感（feeling of compulsion）。 2. **法律即事实**：法律的本质是可观察的社会事实——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实际行为模式 + 伴随的心理状态（服从感、权威感）。不存在“有效性”的形而上学基础。 3. **司法判决的心理因果解释**：法官判决不是“适用规范”，而是受个人心理、社会压力、意识形态等因果因素驱动的反应。判决书中的规范陈述只是事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4. **权利与义务的幻觉**：所谓“权利”“义务”“犯罪”等概念是心理投射，没有超验或客观对应物，仅在激发服从行为时有功能意义。 5. **批判形而上学**：法律话语中的“正义”“法治”“罪刑法定”等往往是隐藏意识形态的“魔法词语”（magic words），用于制造权威幻觉。 将这一极端现实主义框架应用于陈京元案（因转发Twitter敏感内容被判寻衅滋事罪一年八个月），案件不再是“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而直接暴露为赤裸裸的权力心理机制。 #### 1. “寻衅滋事罪”作为心理工具而非规范 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会指出：《刑法》第293条第（四）项并非一个具有客观边界的规范，而是一个高度模糊的心理刺激物。其功能不在于清晰界定行为，而在于在司法者与社会成员心中唤起一种“威胁感”与“服从冲动”。 在本案中： - 条款的模糊性（“虚假信息”“严重混乱”无明确量度）正是其效力来源：它允许司法机关根据政治需要任意激活心理服从机制。 - 判决书反复强调“公共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这不是法律论证，而是典型的“魔法词语”，旨在强化权威幻觉，制造“必须服从”的心理压力。 #### 2. 法官判决的真实因果：意识形态而非规范推导 罗斯会主张：法官并非在“适用法律”，而是受外部因果因素驱动产生判决行为。判决书中的规范推理只是事后为心理决定披上的合理化外衣。 本案证据： - 法官以“高学历”推定“明知故犯”，这不是法律逻辑，而是意识形态条件反射：知识分子被视为潜在威胁，高学历反而强化了镇压冲动。 - 对“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完全无事实支撑（粉丝<100、转发<100、无任何现实后果），却被空洞宣称成立。这表明判决不是证据驱动，而是预设政治目标后的心理投射。 - 一审剥夺被告自辩、二审不开庭，暴露判决并非理性审议的结果，而是行政指令或维稳压力的直接因果产物。 #### 3. “权利”“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的幻觉批判 现实主义者会毫不留情地拆穿判决书中那些冠冕堂皇的概念： - “罪刑法定”被宣称，却在实践中被彻底架空——将观点转发异化为“虚假信息散布”，正是将模糊条款无限扩张的典型。 - “无罪推定”只是空洞咒语，实际运作是有罪推定（以学历推定主观恶意）。 - “言论自由”（宪法第35条）在判决中毫无心理效力，未引发任何服从感，证明其只是装饰性幻觉。 这些概念并非引导行为的真实规范，而只是维持体制合法性的心理道具。当政治需要时，它们立即被抛弃，而无人感到心理冲突——这正是现实主义对法律“魔法”的经典诊断。 #### 4. 案件的真实社会功能：制造服从心理 从罗斯的“预测理论”延伸：法律效力的最终检验是，人们是否在类似情境下调整行为以避免制裁。 本案的真实效果： - 通过对一名高学历独立学者的重判，向所有知识分子发出强烈心理信号：即使是零星转发、无任何现实危害，也可能招致牢狱之灾。 - 被告出狱后在原账号公开所有“犯罪证据”，反而成为对判决最深刻的讽刺——但这无法削弱其心理威慑力，因为服从感源于恐惧，而非理性说服。 - 选择性执法（原创者、美国使馆账号未被追究）进一步强化了“不可预测性”，这是最有效的心理控制手段：人们无法准确预期边界，只能全面自我审查。 #### 结论 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会将陈京元案视为法律心理机制的教科书式样本： - 这里不存在“法律适用不当”或“司法错误”，因为根本没有客观规范可供“适用”或“错误”。 - 存在的只是赤裸的因果链条：政治焦虑 → 司法者心理激活 → 模糊条款被用来合理化镇压 → 社会成员服从感强化 → 知识分子自我审查加剧。 - 判决书中的所有规范话语（罪刑法定、证据确实充分、公共秩序混乱等）不过是事后编织的“魔法故事”，用于掩盖权力的心理暴力。 在这一冷峻视角下，案件不再是悲剧性的“冤案”，而是法律作为心理控制工具的常态运作——其荒谬性不是例外，而是法律本质的真实显现。现实主义者不会呼吁“纠正判决”，因为那仍陷于形而上学幻觉；他们只会平静指出：这正是法律在去掉一切神话外衣后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