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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基于**查尔斯·莱斯利·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 的道德哲学视角对陈京元博士案件进行评价。史蒂文森是**情感主义（Emotivism）** 伦理学的重要发展者，其理论比艾耶尔更为精细，核心在于分析道德语言如何作为一种**动态的、旨在影响态度的工具**。从这一视角看，陈京元案中的法律和道德冲突，可被解构为一场**旨在改变社会态度的“劝导性定义”和“情感说服”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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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框架：史蒂文森情感主义的核心**

1.  **道德语言的两种意义**：道德语句同时包含**描述性意义**（指涉事实）和**情感意义**（表达并激发情感与态度）。
2.  **道德分歧的本质**：道德分歧主要是**态度分歧**，而非信念分歧。解决之道在于**态度的改变**。
3.  **“劝导性定义”** ：通过给一个描述性意义模糊但情感意义强烈的词汇赋予新的描述性标准，来巧妙地引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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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道德语言的动态分析：控诉与判决的劝导策略**

史蒂文森认为，道德语句如“这是好的”主要功能不是陈述事实，而是表达说话者的赞成态度（“我赞成这个，请你也赞成！”），并试图在听众中激起同样的态度。

*   **陈京元的《自辩与控诉书》作为一种劝导行为**：
    *   **情感意义**：通篇充满**愤怒、不公感、悲怆**（如“司法黑帮”、“彻底背叛”）。其核心功能是表达他强烈的道德谴责，并激发读者（公众、上级）的**义愤与同情**。
    *   **描述性意义**：他精心构建事实描述（如“粉丝寥寥”、“转发不足百次”、“内容为学术讨论”），为他的情感态度提供**理性依据**，以增强说服力。他引用哥德尔定理等，是试图将自身态度锚定在坚固的“理性”基石上，使其劝导更具威力。

*   **司法机关的判决作为一种劝导行为**：
    *   **情感意义**：使用“寻衅滋事罪”标签，旨在激发公众对行为人的**反感和谴责**，以及对国家权力的**敬畏与服从**。
    *   **描述性意义**：其描述极其模糊（如“造成秩序严重混乱”、“敏感信息”），这种模糊性恰恰是**劝导策略的一部分**，因为它允许权力灵活地将反对声音纳入“犯罪”范畴。

**史蒂文森式的评价**：双方的言语行为，都不是在冷静地探讨客观真理，而是在进行一场**旨在塑造公众态度的“劝导战”**。陈京元试图将公众态度引向“同情受害者，谴责司法不公”，而司法机关则试图引导向“信任政府，鄙视捣乱者”。

### **二、 道德分歧的根源：态度的根本对立**

史蒂文森深刻指出，道德分歧的深层核心是**态度的对立**，而非对事实的认知不同。

*   **本案的深层分歧**：
    *   表面分歧在于：陈京元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这是**信念分歧**（对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不同判断）。
    *   但史蒂文森会指出，根本分歧在于：**我们对于“学术自由与社会稳定何者更应被珍视”的根本态度**。
        *   陈京元的**态度**：极度珍视思想自由、学术探索，对压制这些价值的行为持绝对反对态度。
        *   司法机关的**态度**：极度珍视绝对的政治稳定和秩序，对可能扰动此秩序的行为持绝对反对态度。

**史蒂文森式的评价**：此案之所以无法在法庭上真正解决，是因为法律辩论（信念层面）无法调和背后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情感性的态度**。法官的“闭嘴！”命令，可被视为对态度辩论的粗暴终止——既然无法在态度上说服你，就用权力强制你服从。

### **三、 “劝导性定义”的战场：争夺“正义”与“谣言”的标签**

史蒂文森提出的“劝导性定义”是情感主义最精彩的工具之一：通过改变一个褒义词的**描述性标准**，来保留其**积极的情感色彩**，从而为自己支持的事物贴上金标签。

*   **争夺“正义”的定义**：
    *   陈京元试图将“司法正义”的**描述性标准**定义为：程序正当、证据确凿、尊重基本权利。他希望人们一想到“正义”就联想到这些，从而认为本案是“不正义”的。
    *   司法机关则将“司法正义”的**描述性标准**很大程度上定义为：坚决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它希望人们将“惩罚陈京元”与“实现正义”划等号。

*   **争夺“谣言”的定义**：
    *   司法机关将“谣言”的**描述性标准**宽泛地定义为：任何未经官方认可的敏感信息。这利用了“谣言”一词的强烈负面情感。
    *   陈京元则试图将“谣言”严格定义为：**主观明知且客观证伪的虚假信息**。他通过论证其转发内容具有学术价值，来剥离“谣言”的标签。

**史蒂文森式的评价**：本案是“劝导性定义”的经典案例。双方都在激烈争夺关键词汇的定义权，因为**谁掌握了定义权，谁就掌握了附着在这些词汇上的强大情感力量**，从而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态度。

### **结论：一场为争取民心而进行的情感修辞战**

从C. L. 史蒂文森的道德哲学视角审视，陈京元博士案件的本质是：

**一场旨在影响和改变社会态度的、高度复杂的情感修辞斗争。法律条文和事实证据，在这场斗争中更多地是作为增强自身说服力、削弱对方可信度的修辞工具，而非追求客观真理的途径。**

1.  **陈京元是“悲怆的劝导者”**：他用血书和学术论辩作为终极修辞手段，试图将公众态度引向同情与改革。
2.  **司法机关是“权力的劝导者”**：它用法律权威和惩罚作为修辞工具，旨在巩固现有的服从态度。
3.  **胜负关键**：案件的最终走向，不取决于谁的论辩在抽象意义上更“正确”，而取决于**谁的劝导策略更能有效地改变关键决策者（如上级法院、社会舆论）的态度**。

史蒂文森的理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揭示了道德和法律争议中经常被掩盖的**权力与情感维度**。它告诉我们，在许多看似理性的争论背后，实则是一场为“心灵和思想”而进行的战争。陈京元的抗争，正是一位学者在用他所能调动的全部理性与情感资源，参与这场至关重要的态度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