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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相关规定，对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进行分析，需首先明确一个基本事实：陈京元并非中共党员。他在《狱中自辩暨控告血书》中多次强调：“我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更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组织。”这一事实亦被办案材料所间接印证（如其户籍、工作经历中无党员身份记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司法文书与执法过程中，多次出现以党纪标准代替国法、以党员义务规训非党员公民的情形。这不仅构成对陈京元个人权利的侵犯，更暴露出党纪与国法边界模糊、政治话语侵蚀司法程序的深层问题。以下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对陈京元本人：党纪无适用效力，却遭党纪式审判
（一）《党章》与《条例》仅适用于中共党员
《党章》总纲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和党员。”
结论：陈京元作为非党员公民，其行为不受《党章》约束，亦不适用《条例》。任何以其“应遵守党章”“背叛党的培养”为由进行的道德或法律谴责，均属主体错位、适用错误。
（二）司法机关错误援引党纪逻辑，构成对非党员的非法规训
本案中，检察官公然质问：“你作为共产党员，难道不知道你看这些东西是犯法的？”并斥责其“吃党饭砸党锅”。即便陈京元一再澄清其非党员身份，司法文书仍充斥“攻击国家领导核心”“侮辱现行政治体制”等高度政治化、党纪化的表述。
问题本质：将《条例》第44条（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第46条（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等针对党员的政治纪律，非法扩张适用于普通公民；
法律后果：以党纪的“政治忠诚”标准，取代刑法的“社会危害性”标准，使“寻衅滋事罪”沦为“非党员因思想不忠而获罪”的工具。
此举不仅违反《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更违背《党章》“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庄严承诺（《党章》总纲）。
二、对办案人员：涉嫌严重违反党纪，应依《条例》追责
尽管陈京元非党员，但本案公检法办案人员多为中共党员，其行为涉嫌严重违反《党章》与《条例》，应依党纪予以查处：
（一）违反《党章》“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党章》总纲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
办案人员以“上层指示”为由构陷无辜、剥夺辩护权、刑讯逼供、拒绝转交控告信，系统性践踏宪法与刑诉法，构成对《党章》的根本背叛。
（二）违反《条例》多项纪律规定
违纪行为 |
对应《条例》条款 |
具体表现 |
|---|---|---|
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
第133条（滥用职权）第134条（玩忽职守） |
以“领导特别指示”代替法律，制造冤案 |
侵犯公民权利 |
第139条（侵犯群众利益） |
刑讯逼供、非法搜查、剥夺辩护权 |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
第56条（对抗组织审查）第73条（不如实报告） |
在陈京元非党员情况下谎称其“背叛组织” |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
第122条 |
以“梳理”代替证据，以口号代替说理 |
（三）涉嫌“政治攀附”“权力寻租”，违反政治纪律
《条例》第49条严禁“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陈京元在血书中控告：“昆明司法黑帮恶势力团伙”“上层领导特别指示，非置其于死地不可”。
若该控告属实，则办案人员行为已超出一般违纪，涉嫌利用司法权进行政治投机与权力寻租，应依《条例》第54条（搞山头主义）、第56条（政治攀附）从重处理。
三、结语：党纪国法不应混淆，党员违法更应严惩
本案暴露出两大危险倾向：
以党纪代国法：将针对党员的政治纪律，非法扩张为对全体公民的思想管制；
以权力压党纪：党员司法人员以“执行政治任务”为名，公然违反《党章》与《条例》，却未被追责。
《党章》明确要求：“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若党员执法人员以“护党”之名行构陷之实，则已背离党的根本宗旨。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非党员学者，
而是那些滥用党员身份、践踏党纪国法、将司法变为政治打手的执法者。
此案若依《条例》严肃追责，不仅可还陈京元以清白，更能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绝非空言——党员违法，罪加一等；党纪国法，不容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