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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学（又称“乾嘉汉学”或“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思潮，以顾炎武为先导，经阎若璩、胡渭奠基，至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阮元等人达于鼎盛。其核心精神可概括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反对空言义理、拒斥主观臆断。朴学强调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以经史为本位，以证据为尺度，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胡适语，实承朴学精神）。
以清代朴学的核心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背离、对“无征不信”原则的践踏、对“证据至上”学术伦理的彻底否定。朴学家若观此案，必会痛心疾首：昔日学者校勘一字，必罗列数十版本；今日法官定人重罪，竟凭“梳理”二字——此非学术之退，实为理性之丧。
一、“无征不信” vs. “无证定罪”：司法拒绝证据实证
朴学第一原则是“无征不信”（《中庸》语，朴学家奉为圭臬）。戴震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一切结论，必须建立在可考、可证、可重复的证据链之上。
本案中，司法机关却以“梳理”代替实证：
所谓“虚假信息”，未出示官方辟谣、事实核查或第三方鉴定；
所谓“严重混乱”，无舆情报告、群体事件记录或经济损失数据；
所谓“明知故意”，无聊天记录、供述或行为证据，仅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
此正犯了朴学所斥的“师心自用、臆断立说”之大忌。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痛批：“宋儒好以己意解经，不复考其本义，故多穿凿。” 今日法官以政治立场“解”转发行为，不复考其本义（学术、情感、艺术），实为“当代宋儒”之陋。
二、“实事求是” vs. “以名杀人”：概念混淆与范畴错误
朴学强调“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乾嘉学者奉为治学信条），即从具体事实出发，不执预设，不陷空谈。
本案判决却充斥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
将艺术漫画（如“撑伞女孩”）归为“谣言”——混淆审美与事实；
将政治评论（如川普演讲）归为“攻击”——混淆观点与煽动；
将情感表达（如纪念图片）归为“滋事”——混淆心理与行为。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曰：“字有本义，有引申义，有假借义，不可淆也。” 今日司法者却将“谣言”“攻击”“滋事”等词任意泛化，使其失去本义，沦为政治标签。此非“实事求是”，实为“以名杀人”。
三、“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vs. “义理先行”：法律解释的倒置
戴震提出：“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义理明而后可通乎道。” 即必须先厘清字词的本义、语境与用法，才能讨论其义理。
本案中，“寻衅滋事罪”被用作：
打压思想探索；
惩罚学术自由；
否定言论多元。
然《刑法》第293条及《两高解释》对“虚假信息”“严重混乱”有明确界定，司法者却跳过“训诂”（法律文本解释），直接进入“义理”（政治定性）。此正犯了戴震所斥的“以己之私意，强加于经传”之病。
朴学家必问：
“‘虚假信息’之‘虚’，谓无中生有；
陈氏所转，多为外交声明、学术评论、艺术象征，何‘虚’之有？
‘严重混乱’之‘乱’，谓秩序崩溃；
其账号粉丝不足百人，何‘乱’之有？”
四、“考据之严” vs. “罗织之滥”：证据标准的崩塌
朴学治学，证据须多重互证、来源可溯、版本清晰。王念孙校《广雅》，凡一字之异，必列诸本；阎若璩辨《古文尚书》之伪，积数十年之功，列128条证据。
本案所谓“证据锁链”实为：
户籍证明（身份）；
抓获经过（程序）；
电子数据（行为）；
《梳理情况说明》（主观意见）。
前三项仅证“转发存在”，第四项方为“定罪核心”，然其非证据，实为未经考证的主观断言。阮元编《皇清经解》，凡引一说，必注出处；今日警方“梳理”，却无出处、无标准、无复核。
朴学家会断言：
“此非‘证据锁链’，实为‘意见罗织’；
此非‘考据’，实为‘构陷’。”
五、结语：朴学的警示——无实证，则无学；无证据，则无法
清代朴学虽被后世诟病“饾饤之学”，然其“重证据、戒空谈、斥臆断”的精神，恰是今日司法最缺之药石。
陈京元案证明：当判决不再基于可证事实，而基于政治想象；当法官不再考据文本，而凭“梳理”定罪——法律便已沦为朴学家所鄙的“虚妄之学”。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梳理”代考据、以臆断代证据、以权势代实证的司法者。
朴学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戴震之言：
“以理杀人，不如以法杀人；以法杀人，不如以证据杀人。无证据而杀人，是为暴政。”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朴学的考据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司法者拒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