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批判百家学说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极端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了犀利而系统的批判。他的批判核心在于：其他学派的学说皆不切实际、迂阔无用，甚至严重危害君主权力和国家富强。其批判主要集中于《韩非子》的《五蠹》、《显学》、《孤愤》等篇。
以下是韩非子对主要学派的批判要点：
一、猛烈批判儒家与墨家：称为“显学”之害
韩非子承认儒墨是当时的“显学”（著名的学派），但认为它们对治国危害最大。
批判儒家“仁义道德”不合时势
核心观点：儒家推崇尧、舜、先王的仁政、礼治，韩非认为这是“守株待兔”般的愚蠢。时代已变（“世界则事异”），在“争于气力”的战国乱世，空谈仁义无法富国强兵。
经典比喻：
“守株待兔”（《五蠹》）：讽刺儒家固守先王之道，不知变通。
“尘饭涂羹”（《外储说左上》）：用泥土做的饭不能吃，比喻儒家的仁义说教如同儿戏，无法解决实际饥渴。
揭露内在矛盾：儒家自身对“礼”的标准就争论不休（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说明其学说本身就不具备可操作的统一标准，不足以治国。
批判墨家“兼爱”“非攻”否定利益与君权
核心观点：墨家的“兼爱”否定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差异，动摇了君主专制的根基；“非攻”则否定国家间必要的兼并战争，这与强国之路背道而驰。
危害性：韩非认为，墨家学者以侠犯禁，凭借私义触犯国家法令，是对君主权威的直接挑战。
二、批判纵横家：玩弄言辞，谋取私利
韩非子将纵横家视为国家的蛀虫。
核心观点：纵横家（如苏秦、张仪）朝秦暮楚，依靠口才游说诸侯。他们的行为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而非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们导致外交政策摇摆不定，消耗国力，最终“国利未立”，说客本人却“封土厚禄”（《五蠹》）。
三、批判侠士：以武犯禁，破坏法制
核心观点：侠士（墨家余脉或游侠）倚仗武力，触犯国家禁令（“以武犯禁”）。他们聚集党徒，标榜私义，在民间树立个人威信，使得民众只知有侠士而不知有君主，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四、批判“重人”（权臣）：结党营私，架空君主
这是韩非子批判的重点，散见于《孤愤》、《二柄》等篇。
核心观点：国内的权贵重臣（“重人”）通过勾结外国势力、网罗门客（包括儒生、侠士等）形成私人集团，蒙蔽君主（“蔽君”），篡夺权柄，谋取一己之私，是君主最大的内部敌人。
五、系统性总结：将五类人列为“五蠹”
在《五蠹》篇中，韩非子将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五类人称为国家的蛀虫（“五蠹”），主张彻底清除：
学者（主要指儒生）
言谈者（纵横家）
带剑者（侠士）
患御者（逃避兵役、依附权贵的人）
商工之民（商人、工匠）
韩非子认为，这些人不事农耕和战争，却享有名誉和财富，会引导民众效仿，从而导致兵弱国贫。
韩非子批判的哲学基础与目的
韩非子的批判并非为批判而批判，其背后有一套完整的哲学和政治逻辑：
历史进化观（《五蠹》）：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不同，治国方略必须改变，儒墨等“法先王”的学说已彻底过时。
人性自利论：继承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包括君臣、父子）本质上是利益计算关系。因此，儒家的“仁义”是虚伪的，唯有“法、术、势”相结合的严刑峻法才能制约人性之恶。
君主中心论：所有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富强的君主专制国家。任何不利于君主绝对权威、国家法令统一和农业军事发展的学说与群体，都在其清除之列。
总结来说，韩非子以一种极端功利和现实的尺度衡量一切思想价值。他的批判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为了“意识形态清场”，为法家思想成为唯一的国家指导思想扫清道路。这套理论为后来秦朝的统一和集权统治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