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批判百家
庄子对先秦诸子学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核心著作《庄子》（尤其是《内篇》和《外篇》）中，其批判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基于其独特的哲学立场——齐物论与道通为一的境界——对百家学说“各执一端”、固守片面真理的局限性进行深刻的解构。
庄子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批判的总根基：齐物论与“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认为，真正的“道”是浑然天成、无所不包的完整整体。而诸子百家的学说，正是这个整体分裂后的碎片。他在《庄子·天下篇》开篇便描绘了一幅“道术裂”的图景：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批判要点：
片面性（一曲之见）：百家都像耳、目、口、鼻一样，只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有所“明”，但无法贯通全局。他们各自抓住“道”的一个方面，便以为是全部真理。
自我固执（得一察以自好）：学者们固执于自己发现的片面真理，自以为是，排斥他说，从而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和混乱。
二、对具体学派的批判
1. 对儒家与墨家的批判：批判“是非”之争
儒家讲“仁义礼智”，墨家倡“兼爱非攻”，两家是当时最显赫的“显学”，但彼此尖锐对立。庄子认为他们的争论毫无意义。
批判仁义为人造的桎梏：庄子认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是人为制造的标准，不仅不是人的自然本性，反而束缚和扭曲了人的真性。著名比喻是“伯乐治马”——伯乐按照自己的标准训练出千里马，但大部分马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折磨至死。仁义就如同伯乐的规则，是“削其性、侵其德”的枷锁。
揭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在《齐物论》中，庄子指出，儒墨的是非之争，就像猴子关于“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的争吵一样可笑。双方都站在自己有限的立场上争论，无法看到一个更高的、超越是非的“道”的立场。因此，他们的争论永无结果。
2. 对名家的批判：批判语言与逻辑的迷思
名家（如惠施）擅长逻辑思辨，探讨“名”与“实”的关系（如“白马非马”）。庄子与惠施是好友，但对其学说批判最烈。
批判其“逐万物而不反”：庄子认为名家沉溺于概念游戏和逻辑辨析，耗尽心力去追求对外物的分析，却忘记了回归生命本身和“道”的根本。这就像“用管窥天，用锥指地”，无法认识世界的全貌。
揭示语言的局限性：庄子的“得意忘言”指出，语言（言）和概念（名）只是达意的工具，如同捕鱼的“筌”，一旦得到了“意”（鱼），就应该忘掉“言”（筌）。名家的问题在于执着于工具本身，为辩论而辩论，迷失了真正的目标。
3. 对墨家的批判：批判“苦行”与“非乐”
除了与儒家的是非之争，庄子还直接批评了墨家学说本身。
批判其反人性的“自苦”：墨子及其门徒生活极其简朴，近乎自虐（“生不歌，死无服”）。庄子在《天下篇》中批评这种“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这种违背人之常情的苦行主义，背离了自然之道，无法成为普世的准则。
批判其“靡财”与“非乐”：墨子主张节葬、非乐，反对礼乐享受。庄子则认为这过于苛刻，剥夺了人生的情感和美感，使得生活“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让人忧，使人悲”，难以实行。
4. 对其他学派的潜在批判
法家：虽然《庄子》中直接批判法家的内容不多，但其主张的严刑峻法、权术势利，显然是庄子眼中最极端的人为造作，与自然无为之道背道而驰。
阴阳家：庄子可能认为其对于天命、禁忌的执着，也是一种对“道”的片面化和僵化理解，使人“拘于阴阳”，失去心灵的自由。
总结：庄子批判的核心目的
庄子的批判并非要建立另一种学说去战胜百家，而是要超越一切学说之争。他的目的是：
破“成心”：打破人们固有的成见、偏见和是非之心。
返“道枢”：引导人们回归“道”的中心，从“道通为一”的整体视角看待世界。
求“逍遥”：最终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不受任何学说、观念、是非的束缚。
因此，庄子对百家的批判，是一种根本性的、哲学层面的“降维打击”。他告诉人们，与其陷在永无休止的学派之争中，不如跳出圈外，追求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这种批判的深刻性，在于它质疑的是人类认知和语言本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