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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号船山，其思想以“经世致用、理势合一、日新之谓盛德”为纲，融通儒、法、史、易，力斥空谈心性，主张“道在器中”“理在事中”，强调历史理性、实践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他痛斥“孤秦陋宋”的专制，主张“天下非一姓之私”，并提出“公天下”的政治理念。其《读通鉴论》《宋论》《黄书》等著作，处处体现对权力滥用、名实不符、以言罪人的深刻警惕。
以王夫之的核心思想审视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面映照**“名实相悖、理势相离、公器私用”** 的历史镜鉴。王夫之若观此案，必会痛陈：此非治世之法，实为“孤秦之法”的现代回响。
一、“道在器中”：法律必须扎根于事实，而非虚名
王夫之反对“离器而言道”，强调道理必须寓于具体事物之中。他在《周易外传》中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 换言之，法律（道）必须依附于具体事实（器），若脱离事实，则“道”成空谈。
本案中，司法机关将“转发贴文”这一具体行为（器），强行套入“寻衅滋事”这一抽象罪名（道），却无视：
贴文内容多为观点、艺术、情感，非事实陈述；
转发行为无任何社会危害后果；
同类内容在《光明日报》、新浪广泛传播却未被追责。
王夫之会批判：此乃“离器言道”之大谬——法律脱离事实，仅凭“梳理”二字虚构罪名，实为“以名杀人，以虚乱实”。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
今之“虚假信息”无实，“严重混乱”无据，“明知故意”无证——名实全悖，何以服人？
二、“理势合一”：法律应顺历史之势，而非逆文明之理
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观，认为天理（正义）与历史大势（社会演进）不可分割。他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势之顺者，理之所在也。” 真正的治理，应顺应历史趋势，而非以强力逆之。
当代之势为何？
信息全球化，思想多元交锋；
学术研究需接触境外资源；
言论自由为现代文明基石。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转发美国使馆贴文、许章润文章、政治漫画，正是顺应“势”之所需——通过多元信息理解世界。而司法机关却以“攻击体制”为由定罪，实则是以僵化之“理”逆历史之“势”。
王夫之会警告：
“逆势而行者，虽强必蹶；顺理而动者，虽弱必昌。”
今日以刑法禁锢思想，明日必遭文明反噬。
三、“公天下” vs. “私天下”：司法沦为权力私器
王夫之在《黄书》中痛斥“以天下私一人”的专制逻辑，主张“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天下之天下也”。真正的“公”，在于制度为万民设，非为一家设。
本案中，“寻衅滋事罪”被用作：
打压无组织、无资源的独立学者；
放任体制内媒体转载同类内容；
执行“上层领导特别指示”。
此非“公法”，实为“私法”——法律成为权力清除异见的工具。王夫之若见此状，必引其《宋论》之言：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不平，非所以助强凌弱也。”
今之法，不护弱者，反诛学者，是“私天下”之法，非“公天下”之法。
四、“日新之谓盛德”：思想不可禁锢，文明贵在日新
王夫之强调“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认为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他在《思问录》中写道：“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槁而死。”
陈京元转发境外思想、批判性观点，正是“日新”之体现——通过接触异质思想，激发本土智识的更新。而司法机关却将其视为“滋事”，实则是以“守故”之名扼杀“日新”之机。
王夫之会质问：
“若天下之士皆因惧罪而缄口，因畏祸而闭目，则文明何以日新？国家何以久安？”
五、结语：王夫之的警示——无公器，则无天下
王夫之毕生所忧者三：
名实相悖：以虚名掩实事；
理势相离：以旧理逆新势；
公器私用：以国法护私权。
陈京元案，三者兼备。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法律”之名行“私天下”之实的司法者。
王夫之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读通鉴论》之箴言：
“法不立于公，而立于私，则虽有法，犹无法也。”
陈京元之狱，非一人之冤，乃公器沦丧、天下不公之兆。
此案终将证明：
当法律不再为天下人设，而只为权力者用，
则所谓“秩序”，不过是专制的遮羞布；
所谓“稳定”，不过是文明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