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en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奠基者之一，其思想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性智与量智之辨”“内圣外王之道”为核心，融摄儒、佛、易，力图在现代危机中重振儒学的本体论与实践精神。他反对将儒学降格为道德教条或政治工具，强调儒学是“求本体、明心性、践仁道”的生命哲学，真正的政治必须根植于“仁心之不容已”的道德实践，而非外在权力的强制。
以熊十力新儒学的核心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体用不二”之体的遮蔽、对“性智”之明的压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倒错。熊十力若观此案，必会痛心疾首：昔日儒者以仁心开物成务，今日学者因转发入狱；昔日以道统制衡政统，今日以政统吞噬道统——此非治世，实为仁体之丧、心性之蔽。
一、“体用不二” vs. “体用割裂”：仁体被权力遮蔽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强调：“体者，仁也；用者，事也。体用不二，即仁心即事为。” 仁体（本体）不在事外，而在日用事为之中。学者之转发行为，本为“究天人之际”的事为，其体即仁心之发用。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其转发美国使馆贴文、许章润文章、政治漫画，皆是仁心对外部世界的感应与回应——欲知天下事，以尽士人之责。此正合“体用不二”之教。
然司法机关却将其定为“寻衅滋事”，实则是将“用”（转发行为）与“体”（仁心求知）割裂，视事为为“滋事”，视仁心为“危险”。熊十力会批判：
“彼不察其体，但罪其用；
不识其仁，但诛其言——此非断狱，实为蔽体。”
二、“性智” vs. “量智之误用”：司法以量智压制性智
熊十力区分“性智”与“量智”：
性智：本心之明觉，道德判断之源，具创生性与整体性；
量智：逻辑分析之智，用于科学认知，具分别性与工具性。
他认为，政治与司法若仅用量智（如条文、程序、权力计算），而无性智（仁心、公道、良知），则沦为“机械之治”。
本案中，司法机关正是“量智之误用”的典型：
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明知”，是以逻辑身份取代道德判断；
以“梳理”代替理解，是以技术分类取代心性体察；
以“上层指示”为依归，是以权力计算取代仁心公道。
而陈京元在《上诉书》中坦言：“我对各种信息都应保持批判和开放的态度”，此正“性智之发用”——不执一端，不陷偏见，以仁心观天下。
熊十力会指出：
“司法若无性智，则法为死法；
学者若无性智，则学为死学。
今司法以量智诛性智，是以机械杀生命。”
三、“翕辟成变” vs. “静态控制”：社会失去创生之力
熊十力借《易》理提出“翕辟成变”：
翕（xī）：收敛、凝成形质；
辟（pì）：开发、创生不息。
宇宙与社会皆在“翕辟”互动中生生不息。真正的秩序，不在静态控制，而在翕中有辟、辟中有翕的动态创生。
陈京元转发境外思想、艺术、学术评论，正是“辟”之体现——开放心量，接纳新知，以激活本土思想。而司法机关却以“秩序”之名压制之，实则是强令“翕”而禁“辟”，使社会失去创生之力。
熊十力会警告：
“若只翕不辟，则宇宙成死物；
若只守不创，则文明成僵尸。
今日之狱，非为护秩序，实为杀生机。”
四、“内圣外王”之道的倒错：政统吞噬道统
熊十力承继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主张：政治（外王）必须根植于道德修养（内圣）；学者之责，在以道统制衡政统。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不仕不党，却以理性批判参与公共事务，正是“以道事君，以学济世”的现代实践。其“转发”，非为私欲，而为天下公论。
而司法机关却将其视为“危险分子”，实则是将政统偶像化，不容道统之监督。熊十力会痛斥：
“若学者因言获罪，则道统绝；
若政统不容批判，则外王伪。
此非治国，实为专制之复辟。”
五、结语：熊十力的警示——无仁体，则无法；无性智，则无道
熊十力毕生所求者，是在现代世界中重立儒学本体，使仁心成为政治与法律的根基。他相信，真正的秩序，不在刑法之严，而在仁体之明；真正的法治，不在条文之密，而在性智之彰。
陈京元案证明：当司法放弃对仁体的体察，法律便沦为暴力；当权力取代性智的判断，真理便已消亡。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刑法遮蔽仁体、以权力扼杀性智的执法者。
熊十力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读经示要》之志：
“儒学非为顺世，乃为开物成务；
学者非为阿权，乃为继往圣之绝学。”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新儒学的仁体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体制害怕他如何“以仁心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