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卫道”精神
孟子对先秦诸子学说的批判是其“卫道”精神的核心体现，他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自居，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对当时流行的主要学派进行了激烈抨击。其批判主要集中于《孟子》一书的《滕文公》《尽心》等篇。
以下是孟子对各家学说的主要批判观点：
一、 猛烈抨击杨朱与墨家：视为最大思想敌人
孟子将杨朱学派和墨家视为儒家最主要的论敌，其批判也最为尖锐和著名。
批判杨朱“为我”：是无君
核心观点：杨朱主张“贵己”“重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认为这种极端利己主义彻底否定了对君主和社会的责任，瓦解了社会伦理的基础。
原文：“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
解读：在孟子的观念中，“无君”意味着否定君臣之义，导致天下秩序崩溃，人伦退化为禽兽般的自私状态。
批判墨家“兼爱”：是无父
核心观点：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爱他人之父与爱自己之父不应有差别。孟子认为这抹杀了血缘亲情的自然差等，否定了“孝”这一儒家伦理的基石。
原文：“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解读：孟子强调“爱有差等”，从爱自己的父母亲人开始，由近及远，是人之常情。兼爱违背人性，其结果等同于不承认自己父亲的特殊地位。
总评二者为“禽兽”
原文：“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甚至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解读：孟子将杨朱和墨家的学说定性为蛊惑人心的“邪说”，认为它们堵塞了仁义之路，其危害性使孟子产生了强烈的卫道使命感，其批判的激烈程度，堪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实践典范。
二、 批判农家：否定其平均主义与社会分工思想
孟子与农家的陈相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一次著名辩论，批判了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学说。
批判“贤者与民并耕”：
核心观点：农家主张君主应与百姓一同耕种，自食其力，否则就是剥削他人。孟子认为这是对社会分工的否定。
反驳：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他通过列举尧、舜、禹等圣王忙于公务无暇耕种的事例，论证社会管理（劳心）与体力劳动（劳力）的分工是天下通行的规律。君主和贤人的责任在于治理天下、教化百姓，而非事必躬亲。
批判“市价不贰”：
核心观点：农家主张布匹丝绸长短同价、粮食粗细同价，以实现绝对平均。孟子指出物品质量、工艺精粗不同，强制统一价格只会扰乱市场，导致伪劣泛滥。
三、 批判法家及功利主义：主张“王道”反对“霸道”
孟子虽未直接点名批判后来的法家人物（如商鞅），但其“王霸之辩”直指法家的核心理念。
批判“以力假仁”的霸道：
核心观点：法家依靠武力、强权、刑罚来征服天下（霸道）。孟子则主张依靠道德教化、仁政来使天下归心（王道）。
原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解读：孟子认为，依靠武力征服，人民只是屈服于力量而非心悦诚服（“力不赡也”）；而实行王道仁政，才能获得人民真心的拥护。
批判“辟土地，充府库”的功利行为：
核心观点：孟子鄙视那些只为国君开拓疆土、聚敛财富的所谓“良臣”，斥之为“民贼”。
原文：“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解读：这直接针对了当时法家、纵横家等追求富国强兵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策导向。
四、 批判其他学说（如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
在人性论上，孟子与告子进行了激烈辩论，批判其“性犹湍水”“生之谓性”“仁内义外”等观点，旨在捍卫其“性善论”这一儒家道德哲学的基石。
总结：孟子批判的核心特点
立场鲜明：以儒家伦理（仁义、孝悌）为绝对标准，任何偏离此标准的学说皆为“邪说”。
焦点突出：主要批判目标是破坏儒家伦理基础（君臣、父子）的杨朱和墨家，以及否定儒家治国理念（王道、仁政）的功利主义和霸道思想。
影响深远：孟子的批判奠定了儒家在思想斗争中“卫道”的传统，其“距杨墨”的精神被后世儒家（如韩愈）所继承和发扬，巩固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通过这些批判，孟子有力地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清晰地划清了儒家与其他学派的界限，极大地发展了孔子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