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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哲学家阿维赛·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1939–）在其代表作《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 1996）中提出一个深刻而克制的政治哲学构想：一个社会是否正义或许难以判断，但一个社会是否“正派”（decent）却可清晰辨识。他主张：正派社会的首要标准不是分配正义，而是“不羞辱”（non-humiliation）——即制度与权力不得系统性地羞辱其公民。
玛格利特强调，羞辱（humiliation）不是主观感受，而是一种制度性行为：当权力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剥夺个体作为“完整道德主体”的尊严，迫使其在人格上低头、在身份上被贬低，羞辱便发生了。正派社会的核心任务，就是杜绝制度化的羞辱，哪怕是对待罪犯、异见者或“无业流民”。
以玛格利特“正派社会”理论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系统性、制度化的羞辱实践。从破门逮捕、刑讯逼供，到庭上呵斥、拒绝自辩，再到将“高学历”污名为“罪证”，整个过程精准符合玛格利特所定义的“羞辱”三要素：
权力不对等（power asymmetry）
人格贬低（degradation of the person）
制度化实施（institutional enactment）
一、“不羞辱”原则的全面崩塌：司法沦为羞辱机器
玛格利特指出，羞辱的实质是将人从“主体”降格为“客体”——不再视其为有理性、有理由、有尊严的道德主体，而将其当作可被任意处置的“问题”或“威胁”。
本案中，陈京元被彻底“客体化”：
警察破门而入，以“你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搪塞，剥夺其作为公民的程序尊严；
法官呵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拒绝其以博士身份进行专业自辩；
检察官咆哮“你吃党饭砸党锅！”，将其“独立学者”身份扭曲为“忘恩负义”；
判决书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明知”，实则是将其理性能力视为“原罪”。
玛格利特会指出：这不是审判，而是羞辱的仪式。司法系统不是在判断行为，而是在摧毁一个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的存在资格。
二、对“独立学者”身份的制度性羞辱
玛格利特特别强调，对异议者的羞辱，往往是正派社会的第一道溃堤口。一个社会若不能容忍“无组织、无权力、无资源”的独立个体持有异见，便已滑向不正派。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其存在本身即是对体制单一性的挑战：
他不依附单位，故无组织庇护；
他不谋名利，故无资源自保；
他仅凭理性与良知行动，而这在羞辱型体制中最为危险。
司法机关选择他作为打击对象，正是因为其“原子化”身份——羞辱成本最低，震慑效果最大。玛格利特会警告：
“当国家开始羞辱最无权无势的独立思想者，
它便已背叛了正派社会的底线。”
三、“程序羞辱” vs. “程序正义”：司法的道德失败
玛格利特虽不将“正义”作为首要标准，但他坚持：程序本身必须体现对人的基本尊重。正派社会的程序，即便结果有误，也应让人感受到“被当人对待”。
本案程序全面背离此原则：
不公开审理：规避公众监督，制造恐惧氛围；
禁止专业自辩：否定其作为理性主体的表达权；
拒绝转交控告信：切断其申诉渠道，使其“声音被消音”；
书面二审：对上诉理由“未作一字回应”，视其为“无足轻重”。
玛格利特会指出：这些不是技术瑕疵，而是道德选择——选择将公民视为“麻烦”，而非“权利持有者”。
四、羞辱的终极目的：制造“恐惧的共谋”
玛格利特深刻洞察：羞辱不仅是对个体的伤害，更是对全体公民的威慑。当人们看到一个高学历、无前科、仅转发推文的学者被构陷入狱，便会自我审查：“若他可被羞辱，我亦可。”
这正是本案的深层政治逻辑：
以“寻衅滋事”罪名模糊边界，制造“言论恐怖”；
以“选择性执法”展示权力任性，制造“服从激励”；
以“制度化羞辱”摧毁理性尊严，制造“思想寒蝉”。
玛格利特会断言：这不是法治，而是恐惧统治的变体。
五、结语：玛格利特的警示——无“不羞辱”，则无正派社会
玛格利特毕生所求者，不是乌托邦式的“正义社会”，而是一个最低限度尊重人之为人的“正派社会”。他相信，真正的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对待英雄，而在于它如何对待弱者；不在于它如何奖赏忠诚，而在于它如何容纳异见。
陈京元案证明：当国家开始制度性羞辱一个独立学者，正派社会便已死亡。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司法之名实施羞辱、以法律之名制造恐惧的制度执行者。
玛格利特若为此案作结，或会写下：
“一个不能避免羞辱的社会，无论其经济增长多快、科技多先进，
都只是一个精致的野蛮社会。”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正派社会”的道德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体制如何羞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