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en

贝叶斯主义（Bayesianism）作为当代科学哲学与认识论的重要流派，由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奠基，经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豪森（Richard Howson）、厄本（Peter Urbach）及乔伊·威廉姆森（Jon Williamson）等人发展，其核心主张是：理性信念应以概率形式表达，并通过贝叶斯条件化（Bayesian conditionalization）随新证据不断更新。一个命题的合理性不在于其“被证伪”或“被证实”，而在于其在证据下的后验概率是否显著高于先验概率。

以贝叶斯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理性信念更新机制的系统性摧毁。司法机关的行为，本质上是拒绝贝叶斯更新、固守先验偏见、无视证据权重的非理性决策典范。

一、司法推理的“先验偏见”：以政治立场取代概率评估

贝叶斯公式为：
[ P(H|E) = \frac{P(E|H) \cdot P(H)}{P(E)} ]
其中，(P(H)) 为先验概率（对假设 H 的初始信念），(P(E|H)) 为似然度（若 H 为真，观察到证据 E 的可能性），(P(H|e)) 为后验概率（在证据 E 下 H 的修正信念）。

在本案中，司法机关对“陈京元有罪”这一假设 (H) 的先验概率 (P(H)) 被设为接近 1——因其“转发敏感内容”，即被预设为“敌对”或“危险”。这一先验并非基于客观统计或经验，而是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先验教条。

表现：判决书称“因其高学历，应明辨是非”，实则是将“高学历 + 接触境外信息”直接等同于“主观恶意”，此即先验信念的极端化。
后果：无论证据 (E) 如何薄弱（如粉丝<100、无实际混乱），后验概率 (P(H|E)) 始终被强制维持在“有罪”阈值之上。

贝叶斯主义强调：即使先验很强，若有强反证，后验也应大幅下调。但本案中，司法系统拒绝降低先验，构成典型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二、证据权重的彻底无视：似然度 (P(E|H)) 被归零

贝叶斯推理的关键在于似然度 (P(E|H)) 与 (P(E|\neg H)) 的对比。若证据在无罪假设下更可能出现，则应削弱有罪信念。

陈京元提供的关键证据 (E) 包括：

账号影响力极低（边缘节点）；
转发内容多为观点、艺术、外交声明；
无任何“严重混乱”的客观记录；
同类内容在《光明日报》、新浪广泛传播。

在无罪假设 (\neg H) 下，这些证据极为自然（学者转发信息乃常态）；
在有罪假设 (H) 下，这些证据极难解释（若真有意煽动，为何选择无影响力账号？）。

因此，(P(E|\neg H) \gg P(E|H))，证据 (E) 应强烈支持无罪。

然而，司法机关将 (P(E|H)) 视为 1（“转发即煽动”），将 (P(E|\neg H)) 视为 0（“无混乱”被无视），彻底扭曲似然比（likelihood ratio），使贝叶斯更新失效。

三、拒绝证据更新：司法系统作为“非贝叶斯主体”

贝叶斯主义认为，理性主体必须对新证据开放，并据此调整信念。科学进步的本质，正是通过证据迭代逼近真理。

本案中，司法系统表现出完全的非贝叶斯封闭性：

一审：禁止专业自辩，拒绝接受“复杂系统理论”对“混乱”的解构；
二审：以“未提交新证据”为由驳回上诉，却无视被告已提交的强反证（如贴文仍在线、零互动）；
控告：狱警拒绝转交血书，阻断外部证据输入。

这构成一个封闭的信念系统：先验信念（“转发敏感内容=有罪”）被当作不可修正的公理，任何反证均被过滤或贬斥。此即贝叶斯主义所斥的“教条主义非理性”（dogmatic irrationality）。

四、“高学历有罪论”的贝叶斯谬误

司法逻辑：“高学历 → 应知信息虚假 → 明知故犯”。

从贝叶斯视角看，此推理犯了逆概率谬误（inverse fallacy）：

正确推理应为：若某人明知信息虚假仍传播，则其行为更可能有罪；
但司法却反推：因其高学历，故必然明知。

这相当于断言：
[ P(\text{明知} | \text{高学历}) = 1 ]
而实际应为：
[ P(\text{明知} | \text{高学历, 传播行为, 内容性质, …}) < 1 ]
且学者身份更可能意味着怀疑主义（如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所示），而非“确定性”。

司法将“学历”当作充分条件，而非概率权重之一，彻底背离贝叶斯的增量证据观（evidential incrementalism）。

五、结语：贝叶斯主义的警示——无证据更新，则无理性司法

贝叶斯主义毕生所求者，是以概率语言重建理性。它相信，真正的确定性不存在，但通过证据的不断积累，信念可趋近真理。

陈京元案证明：当司法拒绝证据、固守先验、无视似然，法律便沦为教条暴力。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以贝叶斯精神更新信念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先验偏见代替证据推理、以权力意志冻结信念更新的执法者。

此案终将被置于贝叶斯理性的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转发了什么，
而因体制害怕他如何以证据更新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