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en
基于理查德·罗蒂哲学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评价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作为20世纪最具争议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偶然、反讽与团结》等著作中提出：真理不是“符合实在”的客观对应，而是“在特定语汇中被证明为好的信念”；哲学的任务不是发现永恒真理，而是创造更富同情心、更具包容性的语言共同体。他主张：放弃对“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追求，转而建设“团结”（solidarity）——即通过叙事与修辞，将更多“他者”纳入“我们”的道德共同体。
陈京元博士一案，恰是罗蒂所警示的“以客观性之名行排斥之实”与“团结的失败”的当代显影。
一、对“客观性”的误用：以“事实”之名掩盖政治修辞
罗蒂指出，所谓“客观事实”不过是当前语言共同体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而非超越历史的真理。当权力宣称“这是客观事实”，实则是将自身话语伪装为中立描述。
本案中，司法机关将“体制神圣性”伪装为客观事实：
判决书宣称陈京元“明知是侮辱、攻击国家领导核心”；
检察官葛斌：“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不打算核实”；
“谣言”“秩序混乱”等术语无客观标准，仅凭“梳理”主观认定。
罗蒂会批判：此非“发现事实”，而是以客观性修辞掩盖政治立场——将“忠诚”等同于“真理”，将“异见”等同于“虚假”。
二、语言共同体的排他性：以“我们”之名驱逐“他者”
罗蒂强调，道德进步不在于接近真理，而在于扩大“我们”的范围——即将更多边缘群体纳入同情与理解的共同体。
本案中，司法系统构建了一个排他性语言共同体：
“我们”是忠诚于体制的公民；
“他者”是转发境外言论的“寻衅滋事者”；
陈京元的“独立学者”身份（无党无派、不依附体制）使其成为“不可同化的异类”。
罗蒂诊断：当社会只允许一种“我们”，它便沦为道德想象力的荒漠——无法将陈京元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人”，只能将其妖魔化为“敌人”。
三、叙事的暴力：以“犯罪叙事”覆盖“学术叙事”
罗蒂认为，身份通过叙事建构。谁的故事被倾听，谁就被承认为“人”；谁的故事被压制，谁就被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
陈京元在《狱中自辩》中讲述其学术叙事：
“学习是我生命的本质……我对人类认识领域的所有知识都保持着怀疑或批判的态度。”
然而，司法系统强行将其重写为犯罪叙事：
“无业流民”；
“吃党饭砸党锅的败类”；
“攻击体制的罪犯”。
罗蒂警示：当权力垄断叙事权，它便否定了他者作为道德主体的资格。
四、反讽者的困境：在不可通约的语汇中坚持言说
罗蒂提出，反讽者（ironist）——即意识到自身信念偶然性、拒绝终极真理的人——在封闭社会中注定孤独。但反讽者仍应坚持言说，因为语言是改变共同体的唯一工具。
陈京元正是典型的反讽者：
他承认“我无法确定真假”（认知偶然性）；
他拒绝将任何意识形态奉为绝对（拒绝终极词汇）；
他仍坚持用学术语言（哥德尔定理、CAP定理）对抗政治语言。
罗蒂会赞许：血书不是哀鸣，而是反讽者对语言共同体的最后呼吁——即使不被理解，也要为未来的“我们”埋下种子。
五、团结的可能：在断裂中重建道德共同体
罗蒂相信，团结不是基于共同人性，而是基于共同叙事。当一个人的故事被倾听，他便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陈京元的《狱中自辩暨控告血书》，正是这种团结的尝试：
他区分“事实”“观点”“艺术”“情感”，捍卫话语的多元性；
他援引习近平“文明互鉴”政策，将自身纳入国家叙事；
他坦言：“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选择不去知道”——此语直指道德想象力的系统性缺失。
罗蒂结论：陈京元的牢狱，不是罪罚，而是团结失败的纪念碑；他的血书，不是终点，而是对道德共同体的不息召唤。
结语：回到语言与团结的伦理
罗蒂毕生捍卫一个信念：人类尊严不在于接近真理，而在于扩大同情的范围。
陈京元案的悲剧在于：
其客观性被政治修辞绑架；
其“他者”身份被系统性排斥；
其叙事被暴力覆盖；
其反讽被斥为“狡辩”。
正如罗蒂所言：
“真理是被证明为好的信念，而好的信念是那些能让我们更友善地对待彼此的信念。”
陈京元的牢狱，不是因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体制拒绝承认：
一个学者的求知，本身就是对人类团结的贡献。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转发一幅漫画不应入罪，求知不应获刑，思想不应被囚。
而这一切，唯有在放弃客观性幻觉、重建道德想象力、扩大“我们”的边界之时，方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