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血书》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血书》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昆明的法院与看守所之间。那时我尚年富力强，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可以靠道理、靠法律、靠“程序”就能说清的官司。我穿着自己最体面的旧西装，带着打印好的学术论文和法律条文，像一个准备答辩的博士生，走进那扇挂着国徽的、庄严的大门。我那时还不知道，国徽之下，有时也藏着吃人的筵席。

我先是寄望于警察。我想，他们不过是执行公务，待我说明白，自然会放我回家。他们闯入我家，翻箱倒柜，拿走了我所有的电子设备，甚至一块废弃的硬盘也不放过。我问他们缘由，他们只冷冷地说：“你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这句话，我后来才明白，是“莫须有”的另一种说法，是“欲加之罪”的开场白。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这只是基层干警的粗鲁，上面的领导定会明察秋毫。

接着是检察院。那位姓葛的检察官，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听我律师陈述。律师拿出证据，证明我所转发的帖子，曾在《光明日报》、央视等官媒刊登。葛检察官眼皮也不抬，只说：“我没核实过，也不打算核实。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我听到这话，如遭雷击。原来，在这片土地上，竟有人可以凭“觉得”二字，就决定一个博士的生死。我那时才第一次感到，我面对的不是法律，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可以随意捏造“法律”的人。

最后是法院。那位普会峻法官，戴着厚厚的眼镜，看起来像个读书人。他在判决书里写道，我“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所以“应能辨别是非”，所以“明知”是虚假信息。——这逻辑，竟比童话还要荒诞。若学历高便是罪，那中国的大学，岂非成了犯罪预备学校？我本想在庭上，用我二十年所学的物理学、哲学、逻辑学，与他好好辩论一番。可我刚开口，就被他厉声喝止：“闭嘴！回答是或不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们要的不是一个被告，而是一个木偶，一个能点头、能认罪、能让他们“铁案如山”的道具。

我入狱了。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我才真正清醒过来。原来我所有的梦——对法律的信仰、对程序的尊重、对理性的坚持——都不过是梦。它们像肥皂泡一样，在现实的铁壁上，一触即碎。

狱中的日子，是沉默的。沉默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沉默到能看见思想在墙上投下的影子。我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忍气吞声，熬过这二十个月，然后带着一身伤痕，重新回到那个“正常”的世界。但我不能。我不能让那些凭空捏造的“证据”，那些荒谬绝伦的“推理”，那些“觉得”和“梳理”，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写进判决书，成为“法律”。

于是，我提笔。用我残存的墨水，用我未冷的热血，写下了这本《血书》。我写它，不是为了求饶，不是为了减刑，而是为了留下记录。留下昆明司法黑帮如何用“口袋罪”罗织冤狱的记录；留下一个学者如何被“高学历”三个字定罪的记录；留下“未核实”、“不打算核实”、“觉得是谣言”这些词，是如何从一个检察官口中说出的记录。

我写着，有时竟至于夜不能寐。我想起那些同样转发过帖子的人，他们逍遥法外；想起那些被我“侮辱”的漫画和文章，它们至今仍在网上流传；想起普法官那副“自作聪明”的嘴脸，想起葛检察官那句“不靠谱”的法律。我写着，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告诉后来者：看哪，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法治”！它有时不是盾牌，而是利刃；不是天平，而是橡皮泥。

有人劝我，说你写这些有什么用？不过是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我听了，只是笑笑。是的，或许无用。但正如我年青时做过的那些梦一样，明知无用，却偏要去做。因为倘若连这点无用的坚持都放弃了，那我们活着，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分别？

这《血书》，便是我的呐喊。它或许微弱，或许很快就会被高墙和铁网吞没。但只要还有一个读者，只要还有一双眼睛看过，它便没有白写。我愿它像一粒火种，埋在这片沉默的土地里。总有一天，当春风再度吹起，它会燃成燎原的烈火，烧尽那些“觉得”、“梳理”、“铁案”的荒草，让真正的法律，在灰烬中重生。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文，为《血书》之序。

昆明狱中 陈京元 记
公元二零二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