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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史学巨擘、国学大师，其思想以“温情与敬意”观照中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张从历史内部理解制度精神与民族精神，反对以西方理论硬套中国现实，更警惕将历史简化为“专制”“压迫”的线性批判。他毕生致力于揭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命力、理性与道德自觉，强调：历史非仅为过去之事，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法律与制度若脱离文化血脉，便成无根之木。
以钱穆的历史与哲学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
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中华文明“士人精神”与“言论传统”的背离。钱穆若观此案，必会痛心疾首：昔日士人可“处士横议”，今日学者竟因转发入狱；昔日朝廷尚容“清议”，今之司法却以“秩序”之名扼杀思想——此非进步，实为文明精神之倒退。
一、“士人传统” vs. “思想定罪”：学者从“道统守护者”沦为“滋事者”
钱穆在《国史大纲》开篇即呼吁国人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且怀温情与敬意”。他高度重视“士”在中国历史中的角色——士非官僚，亦非平民，而是道统的承载者、政统的监督者、文统的传承者。从东汉太学生议政，到宋代书院讲学，再到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士人始终以“清议”“讲学”“著书”为天职，不依附政权，而以道抗势。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归养父母，潜心研究，转发境外思想、艺术、学术评论，正是现代士人精神的延续——他不仕不党，却以理性批判参与文明对话，此非“滋事”，实为“守道”。
而司法机关却将其定为“寻衅滋事”，实则是将士人传统污名化为“破坏稳定”。钱穆会质问：
“若连学者转发一条推文即为犯罪，
则东林书院、白鹿洞讲学，岂非皆为‘寻衅滋事’？”
二、“言论传统” vs. “言论管控”：从“风闻言事”到“以言入罪”
钱穆指出，中国政治传统中，言论自由有其独特形态：汉代有“风闻言事”，唐代有“谏官言事无罪”，宋代士人更可“上书论政，批驳时弊”。朝廷虽未必采纳，但极少以“谣言”“攻击”为由治罪。即便在专制最烈之明清，文字狱亦多出于党争或极端恐惧，非制度常态。
钱穆强调：中华政治虽重“秩序”，但从未将“异见”等同于“叛乱”。他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说明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士人有权以言论参与公共事务。
本案中，司法机关将艺术漫画、学术观点、外交贴文斥为“谣言”，实则是以现代“维稳逻辑”取代传统“容言之道”。钱穆会警告：
“以刑法禁绝异说，非但非‘依法治国’，实为背离中华政治精神之本。”
三、“温情与敬意” vs. “司法冷酷”：对历史文化的断裂性态度
钱穆最痛心者，是近代以来国人对自身历史的“斩断式批判”——以“专制”“愚昧”“吃人”概括五千年文明，却无视其内在的理性、道德与制度智慧。
本案司法过程，正是这种“断裂态度”的体现：
法官禁止陈京元以专业自辩，实则是拒绝理解学者的文化立场；
将“高学历”视为罪证，实则是将知识传统妖魔化为“危险思想”；
对“撑伞女孩”漫画等艺术表达的误读，实则是对中华文化“象征”“隐喻”传统的无知（如《离骚》以香草美人喻政治理想）。
钱穆会叹曰：
“昔人读《诗》三百，知‘温柔敦厚’为教；
今人观一漫画，即斥为‘侮辱攻击’——
此非文明之进，实为文化之丧。”
四、“道统与政统之分”：司法沦为政统的附庸
钱穆强调，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在于“道统”高于“政统”。士人虽无权，却以道义制衡君权；法律虽为政令，却须合于天理人情。
本案中，司法机关以“领导核心”“政治体制”为不可批评之绝对，实则是将政统神化，取消道统的独立性。钱穆会指出：
“若法律只为护‘政统’而设，不为守‘道统’而存，
则法已非中华之法，而为权术之具。”
更讽刺的是，同类内容在《光明日报》、新浪广泛传播却未被追责，暴露了法律只护体制内言论，不护体制外思想——此正为钱穆所警惕的“政统僭越道统”之危象。
五、结语：钱穆的警示——无士人，则无文明；无言论，则无道统
钱穆毕生所求者，是在现代世界中重建对中国文明的自觉与信心。他相信，真正的进步，不是斩断传统，而是从传统中开出新路。
陈京元案证明：当国家开始惩罚思想，士人精神便已死亡；当法律开始审查转发，道统便已沦丧。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秩序”之名扼杀士人传统、以“忠诚”之名摧毁言论空间的权力者。
钱穆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国史大纲》之箴言：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而今日之司法，既无“知”，亦无“敬”，
岂非文明之大悲乎？
论今日学者之冤狱与士风之陵夷
——钱穆 谨撰
近闻昆明有陈京元博士者，因于网络间转发数则贴文——或为美使馆之言，或为学人之论，或为艺术之图——竟被以“寻衅滋事”之罪，拘押下狱，判刑一年八月。闻之，不胜扼腕，夜不能寐。此非独一人之冤，实乃吾国士风之大变、道统之将坠也。
夫士者，自古为道义之担荷者。汉有太学生议政，宋有书院讲学，明有东林清议，皆不仕而忧天下，不权而持公论。其言或激切，其行或孤高，然朝廷虽或不悦，终不以“滋事”罪之。何也？盖知士之言，乃天下之公器；士之节，乃文明之砥柱。纵有偏激，亦出于忧世之诚，非为乱也。
今观陈氏，博士之学，归养父母，潜心研思，所转之文，多非己作，或为外交公牍，或为学术评议，或为象征之画，本无煽动，亦无诽谤。况此等文字，尝见于《光明日报》、新浪诸媒，何独罪陈氏一人？此非法律之不公，实乃士人之位日卑，道统之权日微，政统独尊，不容异声耳。
或曰：“网络非法外之地，言亦有界。”此语似是而非。法之设，本为护民，非为防士。若以“秩序”为名，禁一切异说，则《孟子》之“民为贵”何在？顾亭林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存？学者之职，正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若其所究所通，动辄得咎，则学问将成死物，思想将成禁脔。
尤可异者，判词谓其“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故“明知是谣言”而故转。呜呼！此语一出，士林寒心。昔者朝廷尊士，以其能明理；今则责士，以其能顺上。所谓“明辨”，非辨真理，乃辨权势之好恶也。此非责其行，实诛其心。士若失心，则道统绝矣。
吾尝言：治国史者，当怀温情与敬意。今观司法之吏，对一学者之转发，无温情，无敬意，唯以“梳理”二字，罗织罪名，此乃以刀笔吏之术，行东厂之实。昔东林诸公，以讲学获罪，天下痛之；今陈氏以转发下狱，而舆论寂然，士气之衰，至此极矣！
或又曰：“此特个案，不足为忧。”吾则不然。个案虽小，风气所关。今日可以“转发”罪学者，明日即可因“读书”罪士子。道统不存，政统虽强，终为无根之木。昔罗马之亡，非亡于外寇，而亡于学者缄口、公论消沉。吾国今日，岂可重蹈此覆辙乎？
故吾愿执政者思之：国家之本，在于人心；人心之维，在于士气。士气不振，则文明无光；士人受辱，则道统将绝。与其以刑法禁转发，何如以宽容养士风？与其以“秩序”压异见，何如以“公论”通上下？
昔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辍；孟子周游列国，浩气长存。陈氏虽陷囹圄，然其志未屈，其理未昧，此正士人之节也。吾深望此案得雪，非仅为陈氏一人，实为吾国士风之再振，道统之重光也。
书此以警世，愿后来者勿忘。
—— 无锡钱穆 识于素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