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基于两汉经学的理论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形态，以儒家经典（“经”）为研究对象，通过训诂、阐释经典来构建政治伦理与宇宙秩序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 “以经为尊，通经致用” ，即尊崇儒家经典为永恒真理，通过经典阐释指导现实政治与道德实践。两汉经学的发展可分为 今文经学 与 古文经学 两大流派，二者在经典来源、解经方法、政治立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共同构成了汉代思想的主干。以下从核心思想、主要内容及流派分野三方面简要介绍：

一、核心思想：以经典为根基的政治伦理体系

两汉经学的根本目标是 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并通过经典阐释确立社会伦理规范 。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

  1. “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 （今文经学主导）

    • 汉代经学家（尤其是今文经学家）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将儒家经典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提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人间政治需符合“天道”。

    • “君权神授”：君主权力来自“天”的授予（如《尚书·洪范》被阐释为“天子受命于天”），统治合法性源于“奉天承运”。

    • “天人感应”：天与人相互感应，君主若行仁政（符合“天道”），则“天降祥瑞”（如凤凰、甘露）；若行暴政，则“天降灾异”（如地震、日食）以警示。这一理论既强化了君权的神圣性，又通过“灾异谴告”约束君主行为（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核心命题）。

  2. “三纲五常”的伦理建构

    • 汉代经学将儒家伦理提炼为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与 “五常”（仁、义、礼、智、信） ，作为社会秩序的根本法则。

    • 这些伦理规范被阐释为“天经地义”（如《白虎通义》以阴阳五行论证“三纲”的天然合理性），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工具。

  3. “通经致用”的实践导向

    • 经学的核心功能是 指导现实政治 。学者通过阐释经典（如《春秋》《尚书》《诗经》）为汉代制度（如礼仪、法律、选举）提供依据，强调“学以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二、主要内容：经典阐释与制度建构

两汉经学的研究对象是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及其衍生经典（如《论语》《孝经》），内容涵盖哲学、政治、伦理、礼仪等多个领域。

  1. 经典体系与注解重点

    • 《春秋》 （尤其是《公羊传》）：被今文经学家视为“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经典，董仲舒通过阐释《春秋》的“褒贬笔法”，构建“大一统”“尊王攘夷”等政治理论。

    • 《尚书》：作为上古圣王（如尧、舜、禹）的治国记录，被用来论证“德治”“禅让”等政治理想的合法性。

    • 《诗经》：通过“比兴”手法解读为对君主德行的讽喻（如“风雅颂”被赋予政治教化意义）。

    • 《易经》：与阴阳五行结合，发展出宇宙生成论与占卜理论（如孟喜、京房的“卦气说”）。

    • 《礼经》 （《仪礼》《周礼》《礼记》）：规范祭祀、朝仪、婚丧等礼仪制度，维护社会等级秩序。

  2. 制度建构的经学依据

    • 汉代的政治制度（如“察举制”的选官标准、“三公九卿”的官僚体系）、礼仪规范（如郊祀天地、宗庙祭祀）、法律原则（如“春秋决狱”，即引用《春秋》案例断案）均以经学阐释为理论支撑。

三、流派分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两汉经学内部存在 今文经学 与 古文经学 两大流派，其分歧贯穿西汉至东汉，深刻影响了汉代思想走向。

维度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经典来源

用汉代隶书（今文）书写的经典，多为汉初儒生口耳相传、经官方认定的传本（如《公羊传》《榖梁传》）。

用先秦古文字（籀文、篆文）书写的经典，多从孔子旧宅壁中或民间发现（如《左传》《毛诗》《周官》）。

解经方法

注重“微言大义”，通过阐释经典的隐晦含义（如《春秋》的“一字褒贬”）发挥政治哲学，常结合阴阳五行、灾异祥瑞说。

注重文字训诂、名物考证，力求还原经典的原始意义，较少牵强附会的哲学发挥。

政治立场

强调“大一统”“君权神授”，与汉代中央集权政治紧密结合，常借“天人感应”谏诤时政（如董仲舒、眭弘）。

更关注经典的历史真实性与制度实用性，主张恢复周代礼制，对今文经学的神秘化倾向持批判态度。

代表人物

董仲舒（《春秋繁露》）、公孙弘（以《公羊传》致仕丞相）、眭弘（预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

刘歆（推动古文经立于学官）、许慎（《说文解字》奠定古文经文字学基础）、郑玄（融合今古文的集大成者）。

关键事件：

  • 西汉：今文经学占据官方主导地位（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公羊传》成为博士官学），但古文经学（如《左传》）在民间流传。

  • 西汉末至东汉：刘歆等推动古文经学立为官学，引发今古文之争；东汉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如《毛诗笺》《三礼注》），逐渐调和两派分歧，使经学趋于统一。

四、总结：两汉经学的思想史意义

两汉经学通过将儒家经典权威化、神圣化，构建了一套 “天命—道德—制度”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既为汉代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又确立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三纲五常”）。尽管其解经方法带有时代局限（如过度依附政治、神秘化倾向），但其对经典的系统整理与阐释，保存了先秦儒学的核心内容，并为后世经学（如魏晋玄学注经、宋明理学“四书学”）奠定了基础。两汉经学的核心，本质上是 通过经典阐释实现“政治合法化”与“社会秩序化”的思想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