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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尤以西汉今文经学与东汉古文经学为代表）是中国儒学制度化、经典化的重要阶段，其核心思想在于以经为法、以经断狱、通经致用、微言大义。西汉董仲舒首倡“春秋决狱”，主张“论心定罪”，即司法须探求行为背后的动机与道义；东汉郑玄、贾逵等则重训诂考据，强调“实事求是、依经释法”。两汉经学虽有今古之别，然其共通精神在于：法律必须合于经义，司法必须通达天理人情，士人当以道抗势。
以两汉经学的核心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经学精神的背离——司法机关既未“论心定罪”，亦未“依经释法”，既无“微言大义”之深察，亦无“实事求是”之考据，徒以政治意志取代经义，以权术取代天理。
一、西汉今文经学：“春秋决狱”与“论心定罪”的彻底倒置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此即“论心定罪”——若动机正直（如为公义、学术），纵有违制，亦当从轻；若动机险恶（如煽动、诽谤），虽未遂，亦当严惩。
陈京元之动机为何？
其《上诉书》明言：转发乃“为学术研究，保存批判和开放的态度”；
其《血书》自述：其生活为“独立学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其行为无煽动、无牟利、无仇恨，唯求知与理解。
此正合“本直者”之例，依《春秋》之义，纵有不慎，亦当“其论轻”，何况其行为本无害？
然司法机关却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其“明知是谣言”，实则是以身份代动机，以立场代志意，完全背离“原其志”之训。董仲舒若见此状，必斥曰：
“彼不问其志之正邪，但罪其言之异同——此非春秋之狱，实为法家之酷吏也！”
二、东汉古文经学：“实事求是”与“训诂明理”的全面缺失
东汉古文经学重考据、重证据、重文本，郑玄注《周礼》《仪礼》，一字之微，必引群经互证；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字形字义为断案之基。其精神在于：无征不信，无据不立。
本案中，司法机关却：
不考“谣言”之本义（仅指可证伪之谎言，非观点、艺术）；
不核贴文之真伪（美国使馆贴文至今可查，未被辟谣）；
不验“混乱”之实据（无群体事件、无舆情报告、无经济损失）；
以“梳理”代考据，以“应知”代实证。
此正犯了古文经学所斥的“师心自用、穿凿附会”之病。郑玄若观判决书，必叹：
“汝等不读《说文》，不知‘谣’字从‘言’从‘䍃’，本义为‘徒歌无乐’，非今日之‘虚假信息’； 汝等不察《周礼》，不知‘士师’之职，在‘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非以政治好恶定罪。”
三、经学之“微言大义”：对艺术与象征的误读
两汉经学尤重“微言大义”——即透过字面，探求圣人之深意。《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弟”，而称“段”，以示其不弟；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召”，而称“狩”，以存王之体面。此即“书法不隐，而义在言外”。
陈京元所转“撑伞女孩”漫画、“习近平跪川普”图像，皆为现代微言——以象征表达对权力、国际关系、公民抗争的反思。此正合《诗经》“主文而谲谏”之义——以文辞隐晦讽喻，非直斥其非。
而司法机关却以字面为实，以图像为罪，实则是不知“义在言外”之深意，将象征误为侮辱，将讽喻当作攻击。贾逵注《左传》曰：“圣人之言，必有微旨。” 今之法官，连漫画之“微旨”皆不能察，何以断狱？
四、通经致用：士人之责 vs. 司法之暴
两汉经学强调“通经致用”——士人读经，非为章句，而为“明道救世”。王充《论衡》虽反谶纬，亦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学者之言，乃国家之镜。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其转发行为，正是“草野之言”——虽微弱，却真实；虽边缘，却切中时弊。依汉制，此类言论，应由“谏大夫”“博士”采录上达，而非以刑罚禁之。
然司法机关却将其视为“寻衅滋事”，实则是以刑法禁绝草野之言，以秩序压制微弱之音。此非“致用”，实为“致哑”。
五、结语：两汉经学的警示——无经义，则无法；无道统，则无治
两汉经学虽已远去，然其精神长存：法律必合经义，司法必通人心，士人必有言权。
陈京元案证明：当司法不再“原其志”，法律便沦为暴力；当权力不再容“微言”，道统便已沦丧。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刑法遮蔽经义、以权术取代天理的执法者。
两汉经学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董仲舒之言：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陈京元之所为，非为利，实为谊；非为功，实为道。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经学的“春秋之狱”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司法者背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