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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理学开山之祖，著有《太极图说》《通书》，其思想以“无极而太极”“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为核心，主张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合一，强调人道源于天道，修身以诚为本，治国以道为先。他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认为真正的秩序不在外在强制，而在内在德性的自觉。
以周敦颐的核心哲学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诚”之精神的背离、对“人极”秩序的颠覆、对“主静”之道的践踏。濂溪先生若观此案，必会痛心：昔日以诚立极，今日以权代理；昔日学者可“主静”观道，今日转发竟成罪证——此非治世，实为道统之丧、人极之毁。
一、“诚者，天之道也” vs. “权者，人之欲也”：真理被权力意志取代
周敦颐在《通书·诚上》开篇即言：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诚”是天道之本然，亦是人道之根基。学者之职，在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诚心观照万物，以理性求达天理。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其转发行为是诚之实践：
他接触境外思想，非为煽动，而为“究天人之际”；
他保存许章润文章，非为攻击，而为“通古今之变”；
他在《上诉书》中坦言：“对各种信息，我都应保持批判和开放的态度。”
此正合周敦颐“几善恶，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之教——于纷繁信息中审慎判断，而非盲从。
然司法机关却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其“明知是谣言”，实则是将“明辨”等同于“服从体制”，将“理”降格为“权”。周敦颐会严厉批判：
“彼所谓‘理’，非天理，乃人欲；
彼所谓‘明’，非诚明，乃私诈。”
真正的“明辨”，在于依诚心为尺度，而非以权势为标准。当法律背离“诚”之本体，仅服务于权力意志，则其已非“天理之法”，而为“私欲之具”。
二、“主静立人极” vs. “以动乱人极”：司法失其静，沦为情绪暴力
周敦颐主张“圣人主静”，认为唯有内心澄静，方能立“人极”（人之最高准则），使天下归于中正仁义。
本案司法过程却充满躁动与暴力：
检察官咆哮：“你吃党饭砸党锅！”；
法官呵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
不公开审理、拒绝转交控告信，视被告为可任意处置之对象。
此皆“失静”“失诚”之表现，与“主静立人极”背道而驰。周敦颐在《通书》中言：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
司法本当如静水映物，如实照见行为之真伪；
而本案却如浊浪翻涌，以情绪代理性，以权力代天理。
三、“无极而太极” vs. “一元而专断”：思想多元被政治一元取代
周敦颐《太极图说》云：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宇宙本体“无极”无形无象，却化生万象；人间秩序亦当如此——多元共生，和而不同。
陈京元转发美国使馆贴文、川普演讲、政治漫画，正是太极化生之象：不同思想如阴阳互动，激荡出理解之新境。
而司法机关却将一切异见斥为“谣言”，实则是以政治一元取代思想多元，将“无极”压缩为“一极”。周敦颐会指出：
“若连学者转发一条推文即为罪，
则太极不动，阴阳不交，天下将成死局。”
四、“刑以辅教” vs. “刑以代道”：刑法沦为压制工具
周敦颐虽承认刑法之必要，但强调“刑以辅教，非以胜民”。他在《通书·刑》中言：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既成矣，不止则过矣。”
刑法如秋，当以教化（春）为本，仅用于“止过”，而非“胜民”。
本案中，“寻衅滋事罪”被用作：
打压无组织、无资源的独立学者；
维护“体制不可批评”的意识形态禁忌；
执行“上层指示”的政治任务。
此已非“刑以辅教”，而是“刑以代道”——以刑法取代道德教化，以暴力压制思想自由。周敦颐会警告：
“若刑不辅教，而专务胜民，则民虽畏而心不服，道统绝矣。”
五、结语：濂溪先生的警示——无诚，则无法；无静，则无道
周敦颐毕生所求者，是以诚立极，以静致道，使天下复归中正仁义之和。他相信，真正的秩序，不在刑法之严，而在诚心之明。
陈京元案证明：当司法放弃对“诚”的尊重，法律便沦为暴力；当权力取代“主静”之道，真理便已消亡。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刑法遮蔽诚心、以权力取代天理的执法者。
濂溪先生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通书》之训：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陈京元之所为，非为私欲，实为诚之行；
而司法之所为，非为天理，实为私欲之蔽。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理学的“人极”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体制害怕他如何“以诚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