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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大儒，被誉为“清学开山之祖”，其思想以“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核心，力倡实学、反对空谈，强调士人应以天下为己任，以道德与学问匡扶世道。他痛斥“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国家政权更迭尚可救，若道德沦丧、是非颠倒、士人噤声，则文明已死。
以顾炎武的核心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桩司法冤狱，更是一面映照“亡天下之兆”的明镜：当学者因转发一条推文而入狱，当艺术被斥为谣言，当理性被当作罪证，此非亡国，实乃亡天下之始。
一、“经世致用” vs. “以言为罪”：学者何以成罪人？
顾炎武毕生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学问必须有益于国计民生。他本人遍历山川，考订典章，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皆为经邦济世之实学。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研究复杂系统、人工智能、社会经济模型，转发境外使馆贴文、学术评论、政治漫画，正是“经世致用”之现代实践——通过接触多元思想，理解世界运行之理，以期有所贡献。
然司法机关却将其行为定为“寻衅滋事”，实则是将“经世”视为“滋事”，将“致用”等同于“攻击”。顾炎武若见此状，必痛心疾首曰：
“昔者士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天下谋利；今者学者转一条帖，即被目为罪人。此非治世，乃锢士之世也！”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vs. “选择性执法”：谁在背弃天下？
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乃万民共有之天下；守护天下之道义与文明，人人有责，尤以士人为先。
陈京元在狱中血书控告司法黑帮，拒绝签署“认罪认罚书”，即便面对刑讯逼供仍坚持理性自辩，正是“匹夫有责”的现代践行——以一己之身，守护思想自由与司法公正。
而司法机关却以“上层领导特别指示”为由，选择性执法，唯独惩治无权无势之独立学者，放任《光明日报》、新浪等媒体转载同类内容。此非“护天下”，实为“护权位”。顾炎武会质问：
“若天下之责，只许颂圣，不许批判；只许顺从，不许质疑——则‘天下’已沦为‘私器’，‘匹夫’已沦为‘奴才’！”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vs. “高学历即有罪”：对士人德性的侮辱
顾炎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即士人应广博治学，同时以道德自律为本。陈京元归养父母，潜心研究，不仕不党，其生活正是“行己有耻”的写照；其广泛涉猎文史哲政经，正是“博学于文”的体现。
然法院却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为由，推定其“明知是谣言”，实则是将“博学”视为“罪证”，将“有耻”当作“不忠”。顾炎武若闻此判，必怒斥：
“以学问为罪，是以圣贤为寇；以理性为恶，是以文明为敌。此等法官，不读《日知录》，不知‘耻’字何写！”
四、“亡天下”之兆：仁义充塞乎？率兽食人乎？
顾炎武最深之忧，非政权更迭，而在“仁义充塞，率兽食人”——即是非颠倒、道德沦丧、权力以暴力吞噬理性。
陈京元案中：
艺术漫画被称“谣言”；
学术观点被称“攻击”；
情感表达被称“滋事”；
理性自辩被呵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
控告信被狱警拒绝转交。
此非“依法治国”，实为“以法食人”。顾炎武会断言：
“今日之狱，非囚陈京元一人，实囚天下读书人之脑；
今日之法，非护秩序，实护恐惧。
仁义已塞，兽道横行，此亡天下之兆也！”
五、结语：顾炎武的警示——保天下者，不在庙堂，而在士人之脊梁
顾炎武晚年寄望于“清议”与“士节”，认为文明之存续，端赖士人不屈之脊梁。他在《亭林文集》中写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陈京元虽无庙堂之位，却有士人之志；虽处囹圄之中，不失理性之光。他之血书，非哀鸣，乃清议；非乞怜，乃救世。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国家暴力摧毁士人脊梁、以司法程序制造文明寒夜的权力者。
顾炎武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毕生信念：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陈京元之狱，非一人之冤，乃天下之耻；
陈京元之辩，非一己之鸣，乃文明之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