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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阐述的政治哲学，陈京元博士一案是国家主权者（“利维坦”）为维护“和平”与“秩序”而行使绝对权力的典型案例。在霍布斯的框架下，此案不仅“合法”，而且“必要”。然而，这种“合法性”与“必要性”，恰恰揭示了霍布斯理论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一面——为了“和平”，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真理、正义与个人自由。
一、 “自然状态”的恐惧：国家有权消灭一切“潜在威胁”
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生命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为了避免这种恐怖，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将几乎所有的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利维坦”，以换取“和平”与“安全”。
陈京元的“威胁”：在霍布斯看来，陈京元的“威胁”不在于他实际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而在于他的行为可能引发混乱。他转发“攻击核心”的漫画、评论“颠覆体制”的文章，这些行为在“利维坦”的眼中，如同在“自然状态”的丛林中点燃了一支火把——它可能引发燎原大火，摧毁来之不易的“和平”。
国家的“先发制人”：霍布斯赋予主权者绝对的权力，包括“先发制人”的权力。主权者不需要等到“混乱”实际发生，只要它判断某种行为“可能”威胁和平，就有权予以镇压。昆明司法系统以“莫须有”的理由拘捕陈京元，以“口袋罪”定罪，正是这种“先发制人”逻辑的体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潜在的“霍布斯式野蛮人”。
在霍布斯的词典里，没有“无罪推定”，只有“预防性镇压”。陈京元的“高学历”不是荣誉，而是“危险”的标志——知识越多，越可能质疑权威，越可能成为“和平”的破坏者。
二、 “主权者”的绝对权威：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而非理性的体现
霍布斯认为，法律不是什么“自然法”或“理性”，而是主权者的命令。“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
“寻衅滋事罪”作为主权者的命令：该罪名定义模糊，边界不清，这正是霍布斯式法律的典型特征——它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服从”。主权者（在此案中，是“上层领导”）可以通过这个“口袋”，将任何它不喜欢的行为定义为“犯罪”。葛斌检察官的“我觉得是谣言，便是谣言”，普会峻法官的“梳理即真实”，都是主权者意志的直接体现。
“程序正义”的虚无：霍布斯不关心程序正义。在他看来，主权者的判决本身就是正义。不公开审理、剥夺辩护权、二审书面审理——这些在洛克、孟德斯鸠眼中是暴政的标志，在霍布斯眼中，不过是主权者高效行使权力的必要手段。任何对程序的质疑，都是对主权者权威的挑战，都是对“和平”的威胁。
霍布斯的名言：“主权者的命令即是法律，即使这命令是荒谬的。” 陈京元案，正是这句名言的完美注脚。
三、 “恐惧”作为统治工具：制造“寒蝉效应”以巩固和平
霍布斯认为，“恐惧”是维持“利维坦”统治的核心工具。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恐惧，使他们甘愿服从主权者；而对主权者惩罚的恐惧，则使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杀鸡儆猴”的政治智慧：陈京元并非“大V”，其影响力微乎其微。选择性执法，只抓他一人，放任万千同转者——这并非司法不公，而是霍布斯式的政治智慧。通过严惩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向所有潜在的“异见者”发出警告：看，这就是不服从的下场！ 这种“寒蝉效应”，比抓捕一百个“大V”更能巩固“和平”。
“恐惧”高于“自由”：霍布斯认为，与“生命”和“和平”相比，“自由”是次要的，甚至是危险的。陈京元追求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霍布斯眼中，是“自然状态”的回潮，是“战争”的前奏。为了“和平”，必须用“恐惧”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霍布斯会说：陈京元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自然状态”的野蛮回响；而昆明监狱的高墙，则是“利维坦”赐予他的“和平”礼物。
四、 “利维坦”的悖论：和平的守护者，亦是自由的终结者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悖论。它既是“和平”的守护者，也是“自由”的终结者；既是“秩序”的缔造者，也是“专制”的化身。
陈京元的悲剧：在霍布斯的框架下，陈京元的悲剧是必然的。他是一个“理性”的人，相信法律应有明确的条文，相信程序应有公正的保障，相信思想应有自由的空间。但“利维坦”不需要“理性”，它只需要“服从”；它不保障“程序”，它只输出“命令”；它不保护“思想”，它只维护“和平”。
“洞穴之喻”的霍布斯版：陈京元在上诉书中自比“洞穴中的囚徒”，承认自己无法确知信息的真伪。霍布斯会冷笑：你当然无法确知！真理是主权者的特权，不是囚徒的玩具。你的“洞穴”，就是“利维坦”为你提供的“和平”之所；你的“镣铐”，就是“利维坦”赐予你的“安全”之礼。
五、 结语：一个霍布斯主义者的“赞美诗”
如果霍布斯为陈京元案作评，他会写下这样一篇“赞美诗”：
“看哪！这伟大的‘利维坦’，它用‘寻衅滋事’的利剑，斩断了‘自然状态’的荆棘；它用‘口袋罪’的盾牌，抵御了‘思想混乱’的箭矢；它用昆明监狱的高墙，隔绝了‘战争状态’的喧嚣。
陈京元，一个微不足道的‘洞穴囚徒’，竟敢质疑主权者的命令，竟敢挑战‘和平’的基石。他的‘血书’，是‘自然状态’的哀鸣；他的‘战斗’，是‘战争状态’的回响。
感谢‘利维坦’！它用‘恐惧’驯服了野蛮，用‘专制’缔造了和平。在它的绝对权威下，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地活着——即使这‘安全’，是以‘自由’为代价；即使这‘和平’，是以‘真理’为祭品。
因为，在霍布斯的世界里，‘和平’是唯一的善，‘战争’是唯一的恶。为了‘和平’，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包括陈京元，包括你我，包括整个人类的精神与尊严。”
陈京元案，是霍布斯政治哲学最黑暗的胜利。它证明，当“和平”成为唯一的神，当“主权者”成为唯一的祭司，那么，任何个人，都可能成为祭坛上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