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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核心思想评析“陈京元寻衅滋事案”
——在国家权力与个体自由之间重思法治的边界
一、引言：自由主义的根本命题——限制权力，尊重个体
自由主义（Liberalism）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其核心关切是如何防止权力侵害个体自由。 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S. Mill），再到现代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自由主义始终强调：
“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障自由。”（洛克，《政府论》下篇）
以此为出发点，“陈京元寻衅滋事案”不仅是一个刑事司法问题，更是现代中国法治结构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思想自由”**之间的张力缩影。 本案折射出的问题是：当国家以“秩序”之名限制思想表达，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个体是否仍是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而非手段？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可归纳为三项原则：
个体至上原则（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人是理性与道德的自主人格，不可被集体目标所牺牲。
有限政府原则（Limited Government）： 政府权力应受宪法与法治约束，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保护，而非控制。
言论自由原则（Freedom of Expression）： 自由的思想交流是理性社会的前提，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
“压制一个意见，就是剥夺人类获得真理的机会。”
从这三点出发，我们可以系统地检视陈京元案中的法理与政治哲学问题。
三、从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自由的保留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国家的权威并非天赋，而是公民通过社会契约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安全。 但这种让渡是有限度的：
“人民未曾将其自由与理性让渡给政府。”
换言之，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体自由，而非剥夺它。 若政府以维护秩序为名，侵入个人思想与表达领域，就违背了契约的根本精神。
在陈京元案中，司法机关以《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定罪学者的网络表达——此种行为并未造成现实混乱，却被解释为“扰乱公共秩序”。 这表明国家越过了契约边界，将“公共安全”无限扩大为对思想空间的控制。 洛克的逻辑告诉我们：当权力自扩其界，契约即告破裂，法治转为统治。
四、从密尔的思想自由论看：思想多样性是社会理性的条件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中，将言论自由视为文明社会的基石。他提出著名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
“唯一正当限制个人自由的理由，是防止他人受到伤害。”
换言之，除非个体行为造成明确、直接的他人损害，否则国家不得以法律手段加以干预。
在陈京元案中，被告陈京元的行为（网络转发、评论）既未煽动暴力，也未造成公共秩序的实际混乱， 其“伤害”仅是政府主观感受到的“意识形态风险”。 这显然超出了“伤害原则”的正当边界。
密尔指出：
“若以多数学说压制少数思想，社会将停滞，真理也会被埋葬。”
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看，本案的真正危害不在个体言论，而在思想空间的萎缩与理性公共讨论的终止。 当批评者被刑罚化，社会就失去了自我校正机制。
五、从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论”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混乱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1958）中区分了两种自由：
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免于外在强制与干预的自由；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通过自我治理实现理性控制的自由。
他警告说：当国家以“引导人民走向理性”为名干涉个人自由时，积极自由会蜕变为专断的借口。
陈京元案恰体现出这种“积极自由的异化”： 司法机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理性”为由，惩罚思想与表达， 实际上剥夺了个体作为理性主体的选择权。
在伯林看来，这种情形正是现代威权主义的哲学根源：
“以自由之名行压制之实，是最危险的暴政。”
因此，本案所呈现的，不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而是以秩序之名取消自由。
六、从罗尔斯的正义论看：基本自由的优先性原则被破坏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中提出两大正义原则：
平等自由原则（Principle of Equal Liberty）：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
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社会不平等仅在有利于最弱势者时才是正当的。
罗尔斯明确指出：
“自由在正义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不得以效率或社会秩序为由加以削减。”
在陈京元案中，法院以“公共秩序”为理由限制表达自由，实质上违反了罗尔斯的自由优先性原则。 在一个公正的制度中，自由应当是权力分配的边界，而非权力伸展的空间。
若以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设来思考——若我们不知道自己将处于哪一方，是被告、法官或公民—— 我们显然不会选择一个可以因言获罪的制度。 这表明该制度不符合“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
七、自由主义的法治精神：国家的职责是保护，而非训诫
自由主义法治观主张：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异见。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
“自由不是政府的天赋，而是人民的习惯。”
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必须承认思想的多样性与公共讨论的必要性。 若国家将异见视为威胁，将表达视为扰乱秩序，那么它事实上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
陈案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刑法条文被扩张解释”，更是国家角色错位： 国家不再是“自由的守护者”，而成为“思想的评判者”。 这在自由主义语境下，意味着政治权力逾越了法治的边界。
八、自由主义的综合评析
分析维度 |
自由主义核心原则 |
案件表现 |
哲学评估 |
|---|---|---|---|
权力边界 |
政府权力有限，应以自由为界 |
国家越界干预思想领域 |
违背有限政府原则 |
言论自由 |
思想交流是理性社会基础 |
以秩序之名惩罚表达 |
违背伤害原则 |
法治精神 |
法应保护异见，而非压制异见 |
扩张性司法解释 |
破坏自由优先性 |
政治合法性 |
国家存在为保护自由 |
自由沦为权力附庸 |
合法性危机 |
综上所述，从自由主义哲学立场看，陈京元案的问题不在个体，而在制度。 法律被用作控制而非保障自由的工具，国家权力越过了社会契约的界限，导致法治的道德基础动摇。
九、结语：在恐惧的秩序中重建自由的理性
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是：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能以理性选择自己的信念。”
陈京元案展示了一种危险的趋势： 当政府以安全为由控制思想，当法庭以秩序为名惩罚言论，社会将从理性走向畏惧。
然而，自由并非混乱之源，而是理性秩序的源泉。 密尔曾写道：
“让人说出他所信的错误，比强迫他沉默更接近真理。”
真正的法治应当体现这样的政治伦理：
国家存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自由的声音；
法律的权威来自理性与正义，而非恐惧与服从；
思想的多样性，是社会前进的源动力。
因此，若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 陈京元案不仅是一宗法律案件，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自由与正义之间的文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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