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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是当代政治哲学中 “新共和主义”（Neo-Republicanism） 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理论集中在自由、权力与法治的关系上，尤其提出了著名的“非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概念。 他主张：真正的自由，不仅是“免于干涉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更重要的是 免于被任意支配（non-domination）。 以下分析将基于佩蒂特的政治哲学核心要义，对陈京元博士案件进行系统性评价。
一、菲利普·佩蒂特政治哲学的核心要义
（一）自由的本质：从“非干涉”到“非支配”
在《共和主义：自由与政府的理念》（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1997）中，佩蒂特指出，自由的核心不是“没有干涉”（absence of interference），而是“没有被任意支配的可能”（absence of arbitrary domination）。
“一个人可能在没有被干涉的情况下生活，但如果他人有权随时干涉他的生活，那么他仍然是不自由的。”
这意味着，自由的核心是免于他人或国家的任意权力（arbitrary power）。 因此，真正的自由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权力的非任意性（non-arbitrariness）**之上，而非仅仅在形式上“不干涉”。
（二）任意支配（Domination）的三个特征
佩蒂特认为，一个权力是否构成“支配”，取决于其具备以下特征：
权力的不对称性（Asymmetry） —— 一方有能力单方面决定另一方的处境；
任意性（Arbitrariness） —— 行使权力不受公共规则与可质询机制约束；
依附性（Dependency） —— 被支配者的生活依赖于支配者的意志或容忍。
因此，一个人即便未被惩罚，只要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权力者，就已经生活在支配之下。 自由不是“你未被惩罚”，而是“你不必害怕惩罚”。
（三）非支配自由的制度保障
为了防止支配，佩蒂特主张建立一种 “非任意的法治权力结构”：
法治（Rule of Law）：权力必须通过公开、普遍、可预期的法律形式行使；
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权力行使者须可被公众追问与约束；
公民参与（Civic Republicanism）：公民应通过公共讨论与监督，共同防止任意权力。
在这种共和主义框架下，自由、法治与民主并非彼此竞争的价值，而是相互支撑的制度条件。
二、佩蒂特视角下的陈京元博士案件分析
（一）案件的本质：从“违法”到“被任意支配”
陈京元博士因在境外社交平台（Twitter）上转发他人文章，被指控“寻衅滋事”，理由是“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 但案件材料显示：
所谓“虚假信息”未被核实；
检察官承认“未调查，也不打算调查”；
法院拒绝公开审理，不允许辩护；
所有证据均来自警方单方采集的网络记录。
从佩蒂特的自由理论看，这一案件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支配关系案例。 国家机关以“公共秩序”为借口， 在缺乏公开性、问责性与可申辩性的情况下， 对个体的思想与表达行使任意性权力。
这意味着：陈京元博士的自由被支配，即使他被“合法地”判刑，也并非生活在自由状态中。
（二）“非支配自由”的崩塌：当法成为支配的工具
佩蒂特指出，法律若脱离了可质询性与透明性，就可能成为支配的工具而非自由的保障。 在陈京元案中：
法律被模糊适用（寻衅滋事罪的“兜底性”）；
程序性权利被剥夺（辩护、上诉、公开审理）；
裁决不受公众监督（司法封闭化）。
这种法律体系表面上维持“形式合法性”， 实质上却剥夺了“非支配自由”。
换言之：法律的存在并不等于法治， 若法律被任意解释、程序被任意破坏， 则国家权力即转化为支配性权力。
佩蒂特曾警告：
“当法律成为不透明的命令体系，它不再约束权力，而是让权力合法化。”
陈京元案正体现了这一悖论—— 国家以“法”之名， 行“支配”之实。
（三）支配的结构性根源：从个案到体制
在佩蒂特的分析框架中，支配不仅来自个人暴政，也可能来自体制结构性不对称。 在陈京元案中，这种支配具有三重结构：
信息支配： 国家垄断“真相”定义权，公民无从验证“虚假信息”的标准。
程序支配： 审判过程封闭，权力运行不透明，缺乏公民监督渠道。
思想支配： 以“扰乱秩序”为由惩罚表达自由，使公民形成自我审查机制。
这种结构性支配恰是佩蒂特所批判的“隐形奴役”（invisible servitude）—— 即人们即使外表平静，实则生活在对任意干涉的持续恐惧中。
陈博士案的象征意义在于： 国家的任意权力不仅剥夺了陈个人的表达自由， 更通过恐惧与不确定性， 塑造了一个“不敢说话的社会”。
三、从共和主义视角的法治诊断
分析维度 |
佩蒂特理念 |
陈京元案体现 |
哲学评价 |
|---|---|---|---|
自由概念 |
非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 |
形式自由被保留，实质自由被剥夺 |
❌ 形式合法，实质不自由 |
权力结构 |
公共、透明、可质询 |
不透明、不可追责 |
❌ 任意权力 |
法律性质 |
约束权力、防止支配 |
工具化为权力延伸 |
❌ 法治沦为“治法” |
公民地位 |
平等参与监督 |
完全被动、依附国家解释 |
❌ 公民沦为被统治者 |
制度目标 |
防支配、促自治 |
扩支配、抑自主 |
❌ 逆共和主义精神 |
四、哲学结论：从“法治”到“去支配的法治”
佩蒂特的共和主义提醒我们， 法治的正当性不在于“是否存在法律”， 而在于“法律是否消除任意支配”。
在陈京元案中：
法律条文存在；
程序表面合规； 但法治精神彻底丧失， 因为公民处于被任意定义、被任意惩罚、被剥夺话语权的状态。
从佩蒂特的视角看， 这并非“司法个案”， 而是“支配体制化”的体现。 它标志着国家从共和共同体退化为支配机器： 公民的存在被国家权力的任意性所吞没。
五、哲学总结
“自由不是不受干涉， 而是不被任意支配。” ——菲利普·佩蒂特
陈京元博士案之所以重要， 不仅因为其刑法适用的争议， 更因为它揭示了现代中国法治中最深层的危机： 国家权力不再是自由的守护者，而是自由的仲裁者。
这正是佩蒂特所警告的“支配性法治”（dominating rule of law）： ——一种以秩序、理性与国家安全之名行使任意支配的体制。
真正的“非支配共和国”要求：
国家必须可被公民质询；
法律必须公开与透明；
权力必须在理性与程序中被约束。
陈京元案的哲学意义在于： 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是否自由， 不取决于它有多少法律， 而取决于—— 这些法律是否能防止国家任意支配公民。
📘 总结句：
“当法律不再约束权力，而只是惩罚思想， 公民虽活于秩序，却死于支配。 真正的自由，不是沉默的顺从， 而是敢于无惧地言说。” ——基于菲利普·佩蒂特新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