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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是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创始人与核心人物，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奠基者之一。其哲学思想以可证实性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ability）为核心，主张：一个命题只有在原则上可被经验证实（或至少可被经验检验）时，才具有认知意义；否则，它只是情绪表达、形而上学呓语或伪命题。
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和《意义与证实》（Meaning and Verification）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科学语言必须清除一切无法还原为经验观察的术语；哲学的任务不是构造体系，而是澄清语言、划清有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
以石里克的哲学核心思想审视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可证实性原则的系统性践踏——司法机关将大量不可证实、无认知意义的政治修辞强行当作“事实”定罪，而对真正可验证的经验命题却视而不见。石里克若观此案，必会断言：本案的“犯罪事实”在哲学上是无意义的，而真正的“有意义命题”却被司法系统刻意忽略。
一、“虚假信息”是否可证实？——对指控命题的意义检验
石里克认为，只有可被感官经验所验证的命题，才属于“有意义的陈述”。科学命题必须能通过观察、实验或公共可检验的程序予以证实或证伪。
本案中，所谓“虚假信息”包括：
艺术漫画（如“撑伞女孩”）——属审美表达，无真假可言；
政治评论（如川普演讲）——属价值判断，无法经验证伪；
情感表达（如纪念图片）——属主观心理状态，不可客观验证；
学术观点（如许章润文章）——属理论假说，需学术争鸣而非司法裁断。
这些内容不构成可证实的命题，因此“传播虚假信息”这一指控在石里克看来，缺乏认知意义，仅是情绪化或政治化的语言噪音。
石里克会质问：
“请指出哪一条转发内容，在经验上被证伪？
请出示官方辟谣文件、事实核查报告或第三方鉴定？”
而事实是：所有被指控的贴文至今仍可公开检索，未被任何权威机构辟谣。司法机关的“梳理”，不过是无经验基础的主观分类，在石里克哲学中，此类“知识”纯属幻象。
二、“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是否可观测？——对损害结果的经验检验
石里克强调，科学命题必须对应可观测的事件。那么，“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是否满足此标准？
可证实的标准应包括：
群体性事件记录（如聚集人数、地点、时间）；
公共场所秩序瘫痪的视频或报告；
经济损失的审计数据；
网络流量异常的第三方监测报告。
然而，本案中：
无任何此类可观测证据；
法院仅凭“梳理”二字断言“严重混乱”；
陈京元账号粉丝<100，转发<100次，影响力微乎其微。
结论：“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一命题无法通过任何经验观察予以证实，因此在石里克框架下，不构成有意义的科学陈述，而只是司法机关的主观断言。
石里克会指出：若一个命题无法被任何可能的观察所检验，它如何能成为定罪的依据？
三、“明知是谣言”是否可验证？——对主观状态的操作主义批判
石里克虽未直接处理“心理状态”的问题，但维也纳学派后期发展出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观点（如布里奇曼），主张心理概念必须通过可观测的操作来定义。
那么，“明知”如何操作化？
合理的操作定义应包括：
被告承认“明知是假”；
聊天记录显示其明知仍故意传播；
其行为与已知辟谣信息明显冲突。
但本案中：
陈京元多次声明“无法确认真伪”；
无任何承认“明知”的供述；
所涉贴文未被官方辟谣，且曾被《光明日报》等转载。
司法机关却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明知”——这在石里克看来，是用不可观测的“应然”取代可验证的“实然”，犯了伪操作定义的错误。
四、司法语言的“形而上学化”：对政治修辞的哲学祛魅
石里克坚决拒斥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语言。而本案判决书充斥此类语言：
“攻击国家领导核心”——“核心”是政治隐喻，非经验实体；
“侮辱政治体制”——“体制”无感官可及的边界；
“扰乱社会秩序”——若无具体事件，则为空洞修辞。
这些表述无法被任何经验程序所检验，属于维也纳学派所批判的“伪装成命题的感叹句”。
石里克在《哲学的未来》中强调：哲学的任务是“通过语言的澄清，消除伪问题”。而本案司法语言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用形而上学的政治术语取代经验可证的法律要件。
五、结语：石里克的审判——无意义的指控，有意义的沉默
石里克提醒我们：
一个命题若无法被经验证实或证伪，它就不属于理性讨论的范畴，更不应成为定罪的依据。
在本案中：
控方的指控（虚假信息、严重混乱、明知故意）——不可证实，无认知意义；
被告的抗辩（账号无影响力、贴文未被辟谣、行为属学术研究）——可观察、可验证、有意义。
然而，司法系统却采纳无意义的修辞，忽视有意义的证据，这不仅是法律的失败，更是理性本身的溃败。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用不可证实的政治呓语，摧毁法律语言之经验根基的司法者。
此案终将证明：
当法庭不再要求命题的可证实性，
它便不再是理性的殿堂，而是形而上学的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