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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的分析维度更微观、更语言哲学化——它不再追问“什么是真实”，而追问：
“我们所谓的‘罪’、‘虚假信息’、‘扰乱秩序’这些词语，究竟指向什么？它们是否真的指向某种客观事物，还是仅仅是名词的幻象？”
以下是对本案的唯名论哲学分析报告，系统地将中世纪哲学与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结合起来进行法律与政治语义批判。
一、唯名论的哲学核心：名无实体，概念非实
1. 基本命题
唯名论（Nominalism）兴起于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其代表人物包括 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罗瑟林（Roscelin）等人。 它反对实在论（Realism）的“共相实有”论，主张：
普遍概念（universals）并非客观存在，而只是语言上的名字（names）。 现实中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事物（particulars）存在。
2. 核心原则
名词≠实在：概念只是便利的指称，不具有本体实在性。
反本质主义：所谓“罪”“秩序”“国家”“社会稳定”等抽象术语，若不指向具体经验事实，只是话语的幻影。
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beyond necessity）”——反对虚构不必要的抽象存在。
换言之，唯名论是对语言虚构出的形而上幻象的哲学清算。
二、唯名论视角下：案件的“语言构造”本质
从唯名论的立场，本案的所有关键罪名与法律术语—— “寻衅滋事”、“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明知故意”—— 都是名词化的政治修辞，而非可经验验证的实体性事实。
它们不是描述世界的“名称”，而是生产世界的“命令词”。
因此，从唯名论的角度，本案并非“事实的案件”，而是“词语的案件”—— 它展示了语言取代实在、语词主宰真理的司法逻辑。
三、罪名的唯名论解构：从“实在犯罪”到“话语犯罪”
（一）“寻衅滋事”——一个没有实体指称的词
“寻衅滋事”在法条中定义模糊，是典型的法律名词而非事实命题。 法院判决中称：
“公共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被告陈京元在使用软件过程中转发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但：
何谓“寻衅”？没有客观标准；
何谓“滋事”？亦无明确定义；
“严重混乱”未被量化。
这些语词并未指向可观测的社会事件，而仅仅命名一种被当局厌恶的行为类型。 按照唯名论的语义逻辑，这些词语并无“共相”实在，只是权力话语创造出的“名义实体”。
“寻衅滋事”并不描述某种存在，而创造了某种存在——被命名者遂成罪人。 它不是事实的发现，而是名的施加（imposition of a name）。
这与威廉·奥卡姆所说的“名词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发声”（flatus vocis）完全一致。 在陈京元案中，罪名的存在恰恰就是一种“声响”的存在。
（二）“虚假信息”——语言失去指称的空洞化
判决书反复称“转发虚假信息”，但未说明“虚假”之判断的经验依据。 在唯名论框架下，这种“虚假”的断定无异于一种语义漂浮（semantic floating）：
“虚假”没有指称的对象（没有哪一条信息被证明为假）；
“信息”本身是抽象的普遍名词，缺乏经验对应体。
换言之，法院并未处理“信息”这一起点上是否存在实在的对象（referent）， 而是直接对“名称”下达判决——以语言裁决语言。
→ 在唯名论看来，这种裁判是典型的“名词幻觉”（nominal illusion）： 人们误以为“虚假信息”是某种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符号组合，被赋予了虚构的实在性。
（三）“公共秩序”——从经验事实到象征神话
“扰乱公共秩序”是刑法中的抽象概念。 唯名论认为：“公共秩序”并无对应实体，它既不可触摸、不可量化，也无法被实证证明被‘扰乱’。
在陈京元案中：
没有社会骚乱；
没有群众举报；
没有政府机构失能。
因此，“公共秩序”只是一个被命名的“神话性对象（mythical referent）”。 它并不属于经验世界，而属于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的象征秩序。 ——类似于中世纪神学中的“圣体”或“灵魂”：
人们以为它存在，但它的存在仅由“信念”维系，而非经验。
唯名论会说：
“所谓扰乱的，并非秩序本身，而是对秩序的‘命名权’。”
也就是说，陈京元不是扰乱了秩序，而是动摇了谁有资格命名秩序的真理。
（四）“明知故意”——主观词的实在幻觉
判决中以“具有博士学历，应当明辨是非”推定“明知虚假”。 在唯名论框架下，“明知”这种心理状态并不是可以客观存在的“实体”， 它只是一个描述性的语言标签，用以在法律文本中安置“意图的名称”。
但法院却把这个“标签”当成了实在的证据。 这种把抽象心理术语当作“客观事物”的做法，正是唯名论所批判的“语词实体化谬误（reification of terms）”。
→ 在哲学层面，这是从“名”到“实”的非法跃迁（category mistake）。
因此，所谓“明知”并非事实，而是语言中创造的意图神话。
四、唯名论对司法语言的总体批判：词语造罪
从唯名论角度看，陈京元案中的整个司法系统运行逻辑是：
“以名代实 → 以言定罪 → 以制度赋予语言强制性。”
层次 |
表面功能 |
唯名论诊断 |
|---|---|---|
“寻衅滋事” |
定义犯罪类别 |
空名，缺乏经验实体 |
“虚假信息” |
事实判断 |
名词化的信念标签 |
“扰乱秩序” |
后果描述 |
政治修辞，无因果证据 |
“明知故意” |
主观要件 |
语言化的心理虚构 |
法律文本通过这些名词性构造制造出一个“看似有罪的语义世界”， 而现实中并不存在与这些名称对应的实体性行为或后果。 这正是唯名论所谓的“语言独裁”或“词语暴政”：
“罪”并非存在于行为之中，而存在于话语之中。
五、唯名论与政治语言的启示：当“名字”取代“事实”
唯名论的政治意义在于： 当社会习惯于以抽象名词取代具体事实， 就会出现一种语义权力结构——掌握命名权者，便掌握现实本身。
陈京元案正是“命名权政治”的典型实例：
“虚假信息”是谁说的？——检察官；
“公共秩序”谁定义？——法院；
“寻衅滋事”是否成立？——同一权力体系。
于是，世界被语言重新组织：
“被命名者即存在，被指控者即有罪。”
在这一结构中，法律从事实裁判退化为话语的自我循环： “因为它被称为寻衅滋事，所以它是寻衅滋事。” 这正是唯名论最警惕的“语言自指陷阱（self-referential trap）”。
六、唯名论式的清醒与“奥卡姆剃刀”的法治意义
奥卡姆提出“剃刀原则”是为了防止神学与形而上学的语言堆叠掩盖事实。 若将此原则应用于本案，其核心警告为：
“若无必要，不要创造新的‘实体性罪名’。”
而“寻衅滋事”正是一种人为创造的冗余实体—— 它既不描述特定行为，也不指向可验证事实，却能吞噬其他罪名的边界。 这类“名词的扩张”正是法治滑向专断的语言症状。
唯名论的法治启示是：
应将“罪”还原为具体行为，而非抽象名词；
应以经验事实替代语言指称；
应削减语言权力的形而上滥用。
七、结论：唯名论视角下的陈京元案哲学评语
维度 |
法律表述 |
唯名论诊断 |
|---|---|---|
罪名本质 |
实在存在的行为类别 |
名词幻象，缺乏经验对应 |
证据逻辑 |
语言表述指向现实 |
语言自循环，无经验检验 |
判决逻辑 |
“因名定罪” |
语言造实（nominal creation） |
法治意义 |
法律裁判事实 |
话语制造事实 |
从唯名论立场看，本案的荒谬根源不在于事实判断的错误，而在于语言本体论的误导。 法律从“经验理性”退化为“语言理性”， 现实从“被描述”退化为“被命名”， 真理从“与世界对应”退化为“与权力语词对应”。
哲学总结：
“寻衅滋事”不是一个罪，而是一个词。 而陈京元被判刑的，不是他的行为，而是他被卷入了一个由名词构成的幻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