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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为代表,其核心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批判并改变世界。批判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已异化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法律、技术、官僚制度等表面中立的机制,实则服务于支配、控制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真正的批判,必须揭示这些机制如何以“合理性”之名,掩盖其对人的压迫。

以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审视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压制、法律对批判能力的剿灭、国家对公共领域的殖民化的典型展演。它揭示了:当法律不再保护批判性思想,而专事维护“体制正确”,它便已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暴力终端


一、工具理性 vs. 交往理性:司法沦为技术性暴力

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理性:

  • 工具理性:以效率、控制、结果为导向,问“如何达成目标”;

  • 交往理性:以理解、共识、相互承认为基础,问“我们如何共同生活”。

本案司法过程完全是工具理性的极致体现

  • 法官不关心陈京元转发内容的意义、语境或意图,只关心“是否敏感”;

  • 检察官不核实贴文真假,只强调“我觉得是谣言就应该是谣言”;

  • 二审法院不经开庭,仅以“未提交新证据”为由驳回上诉——将司法简化为程序流水线

而陈京元在《血书》中试图进行的,正是交往理性实践:他以学者身份,援引科学、法律、哲学、艺术,试图与司法者达成理解。但司法系统拒绝对话,只求“高效定罪”。哈贝马斯会指出:这不是司法,而是对公共领域交往结构的暴力摧毁


二、法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法治”之名行思想控制之实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虽非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但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理论与批判理论高度契合。他认为,现代国家不仅靠暴力机器(军队、警察)维持统治,更靠教育、媒体、法律等“软性”机构,将统治逻辑内化为公民的“常识”。

本案中,“寻衅滋事罪”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装置:

  • 它将政治忠诚(而非社会危害)作为罪与非罪的实质标准;

  • 它将思想异见(而非暴力行为)定义为“扰乱秩序”;

  • 它通过“高学历应明辨是非”等话语,将服从体制建构为“理性”“成熟”的标志。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其存在本身即是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挑战——他不依附体制,却以理性批判参与公共讨论。司法系统对他的构陷,实则是通过法律仪式,将“不服从”病理化为“犯罪”,从而再生产“顺从公民”的意识形态主体。


三、文化工业的反面:独立思想作为“否定性力量”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大众文化已沦为“文化工业”,其功能是麻痹批判意识,制造虚假满足。而真正的艺术与思想,应是否定性(negativity)——即对现存秩序的拒绝与超越。

陈京元转发的“撑伞女孩”漫画、许章润文章、川普演讲等,正是这种否定性文化实践

  • 艺术漫画以象征挑战官方叙事;

  • 学术评论以理性质疑权力逻辑;

  • 外交贴文以他者视角打破信息茧房。

而司法机关将这些内容斥为“谣言”,实则是恐惧否定性力量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瓦解。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警告:当社会成功压制一切否定性,人便沦为“单向度”的顺从者。本案正是这一警告的现实回响——司法不是在审判行为,而是在清除思想的否定性维度


四、公共领域的殖民化:国家权力对思想空间的侵占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现代民主依赖一个独立于国家与市场的公共领域,公民在此通过理性辩论形成公共意见。但当代国家正通过法律、技术、安全话语,殖民化这一领域,将其纳入行政控制。

本案中:

  • 陈京元的Twitter账号本是其私人公共领域(private-public sphere)——用于学术交流、思想探索;

  • 国家却以“网络非法外之地”为由,宣称对其拥有无限管辖权

  • 更甚者,将“翻墙”这一技术行为,直接等同于“犯罪意图”,实则是以技术控制实现思想审查

哈贝马斯会批判:当国家宣称“一切空间皆为法内之地”,它便已摧毁了公共领域赖以存在的自主性。陈京元案不是个案,而是数字时代公共领域全面殖民化的缩影


五、结语:批判理论的警示——无否定性,则无自由

批判理论的终极信念是:真正的解放,始于对现存秩序的否定性批判。陈京元案证明:当国家开始惩罚否定性,自由便已死亡;当法律开始审查思想,理性便已流亡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法治”之名摧毁批判能力、以“秩序”之名扼杀思想多样性的权力者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批判理论的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体制害怕他思考了什么

批判理论的遗产提醒我们:

一个不能容忍否定性的社会,终将陷入单向度的奴役;
一个不能保护批判者的国家,终将失去自我更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