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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其思想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为核心，主张天理即人心，道在日用，心即理，性即理。他反对割裂人与天地、心与理、内与外，强调以诚敬涵养本心，以仁爱体察万物，认为真正的道德秩序源于内在心性的自觉，而非外在强制。其学说重在“识仁”“主静”“诚敬”，反对以刑名、权术、机巧治人。
以程颢的核心哲学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仁体”精神的背离、对“诚敬”之道的践踏、对“心即理”原则的否定。明道先生若观此案，必会痛心：昔日以仁心观天下，今日以刑网察人心；昔日士人可“以道事君”，今日学者因言获罪——此非治世，实为心术之蔽、仁道之丧。
一、“仁者与物同体” vs. “以刑隔物”：司法缺乏仁心
程颢在《识仁篇》中开宗明义：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
仁者视天地万物为一体，故能推己及人，体察他人之苦乐。司法若具仁心，当如春阳化雪，以理服人，以情感通，而非以刑威压。
本案中，司法机关将陈京元的转发行为——艺术评论、学术观点、情感表达——强行定义为“攻击体制”“侮辱核心”，实则是将“他者”视为敌我，而非一体。法官呵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检察官咆哮“吃党饭砸党锅！”，皆是心与物隔、人与人隔的表现。
程颢会指出：
“若不能以仁心观学者之志，仅以权势断其罪，则法已非仁法，而为暴政之具。”
二、“心即理” vs. “权即理”：真理被权力意志取代
程颢主张“心即理”——人心本具天理，只需反身而诚，即可明辨是非。学者之高学历，非为服从，而为依本心之明，达天理之公。
陈京元在《上诉书》中坦言：
“对各种信息或观点，我都应保存批判和开放的态度，而不应断然否定或一概接受。”
此正合程颢“学者须先识仁”之教——不执一端，不陷偏见，以开放之心求公理之真。
然司法机关却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其“明知是谣言”，实则是将“明辨”等同于“服从”，将“理”降格为“权”。程颢若见此状，必叹：
“彼所谓‘理’，非天理，乃权理；彼所谓‘明’，非本心之明，乃私欲之蔽。”
三、“诚敬”之道 vs. “虚饰之法”：程序沦为形式暴力
程颢强调“诚敬”为入德之门，治国亦需以诚敬为本。所谓诚，即真实无妄；所谓敬，即主一无适。司法若无诚敬，则名存实亡。
本案程序全然背离诚敬：
不诚：以“梳理”代替事实，以“应知”代替证据，以“上层指示”代替法律；
不敬：剥夺辩护权、禁止专业自辩、拒绝转交控告信，视被告为可任意处置之对象。
程颢在《定性书》中言：“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司法本当如静水映物，如实照见行为之真伪；
而本案却如浊浪翻涌，以情绪代理性，以权力代天理。
四、“道在日用” vs. “道在口号”：法律脱离生活世界
程颢认为，道不在高远，而在“洒扫应对之中”。学者转发推文，本为信息时代之“日用”，与古人读书、抄录、讲学无异。艺术漫画如“撑伞女孩”，亦如《诗经》之“风”，以象寓志，本为人心自然之表达。
然司法机关却将日常行为政治化、罪恶化，实则是背离“道在日用”之真义，而将“道”化为僵死口号。程颢会质问：
“若连学者转发一条推文即为罪，则天下人将如何行道？
若艺术与情感皆可入狱，则道已不在人心，而在刑书。”
五、结语：明道先生的警示——无仁心，则无法；无诚敬，则无道
程颢毕生所求者，是恢复人心之本善，使天下复归仁体之和。他相信，真正的秩序，不在刑法之严，而在人心之明。
陈京元案证明：当司法失去仁心，法律便沦为暴力；当权力取代本心，真理便已消亡。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刑法隔绝仁体、以权力遮蔽本心的执法者。
明道先生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秋日偶成》之句：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而今日之司法，既无静观之诚，亦无与人同之仁——
此非治世，实为心术之蔽，仁道之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