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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并称“二程”，为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其思想以“性即理”“格物致知”“居敬穷理”为核心，强调天理的客观性、道德的严肃性与修养的功夫论。程颐主张，人必须通过“格物”以穷究事物之理，通过“居敬”以持守内心之正，最终使行为合于天理，而非流于人欲或情绪。
以程颐的核心哲学思想观照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天理”的遮蔽、对“格物”精神的扼杀、对“居敬”之道的践踏。伊川先生若观此案，必会痛心：昔日以理服人，今日以权代理；昔日士人穷理明道，今日学者因言获罪——此非治世，实为理学精神之沦丧。
一、“性即理” vs. “权即理”：真理被权力意志取代
程颐主张“性即理”——人之本性即是天理，故人可通过内省与格物，认识普遍之理。学者之职，正在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通过理性探索，通达天理。
陈京元作为复杂系统研究者，其转发行为是格物致知的现代实践：
他研究中美关系，故读川普演讲；
他思考社会结构，故析许章润之论；
他理解民众情绪，故观政治漫画。
此非“滋事”，实为“穷理”——欲从多元视角中求一公理之真。
然司法机关却以“高学历应明辨是非”推定其“明知是谣言”，实则是将“明辨”等同于“服从”，将“理”降格为“权”。程颐会严厉批判：
“彼所谓‘理’，非天理，乃人欲；
彼所谓‘明’，非穷理，乃阿权。”
真正的“明辨”，在于以理为尺度，而非以权为尺度。当法律背离天理，仅服务于权力意志，则其已非“理法”，而为“私法”。
二、“格物致知” vs. “以梳理代格物”：司法拒绝真实探究
程颐强调“格物致知”——即对事物进行深入、客观、系统的考察，方能获得真知。他在《易传序》中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格物以致其知。”
本案中，司法机关却以“梳理”代替“格物”：
不考察“撑伞女孩”漫画的艺术语境；
不分析川普演讲的政治修辞；
不验证所谓“谣言”是否被官方辟谣；
不评估转发行为在社交网络中的实际影响。
所谓“梳理”，不过是预设立场后的主观筛选，而非“格物”所要求的无偏之察、如实之知。
程颐会指出：
“格物者，必先去私意而后可得其真；
今之司法，先有‘上层指示’，何以格物？何以致知？”
真正的格物，需如陈京元所为——以科学模型分析传播效应，以历史视野理解言论传统。而司法者却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粗暴打断其专业自辩，实为对“格物致知”精神的彻底否定。
三、“居敬” vs. “居傲”：司法失其敬，沦为情绪暴力
程颐主张“居敬”——即内心持守庄敬、严肃、诚恳，不为情绪所扰。治国者尤须“以敬存心”，方能公正裁断。
本案司法过程却充满傲慢与暴力：
检察官咆哮：“你吃党饭砸党锅！”；
法官呵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
不公开审理、不许亲属旁听、拒绝转交控告信。
此皆“居傲”“居暴”之表现，与“居敬”背道而驰。程颐在《二程遗书》中言：
“学者须先识仁，而仁则以敬为主。”
“无敬，则理不存；无理，则法不立。”
司法若无“敬”，则无公正；若无公正，则无法治。本案之司法者，既无敬天理之心，亦无敬学者之礼，徒有权力之威，实为“以势压理，以暴代敬”。
四、“理一分殊” vs. “一刀切定罪”：忽视言论之殊相
程颐提出“理一分殊”——天理虽一，但其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各异。故治国须因时、因事、因人制宜，不可执一而蔽万。
本案中，司法机关却将一切转发行为一刀切为“寻衅滋事”：
不分艺术与事实；
不分观点与谣言；
不分边缘用户与关键节点；
不分学术研究与恶意煽动。
此正犯了程颐所斥的“执一废百”之病。他在《周易程氏传》中强调：
“天下之理，未有不因事而显者。”
陈京元之转发，因事而异：有为学术，有为情感，有为审美，岂可一概而论？司法者若真欲“明理”，当分殊其情，穷究其理，而非以“口袋罪”笼统定罪。
五、结语：伊川先生的警示——无格物，则无真知；无居敬，则无法治
程颐毕生所求者，是以天理为尺度，使天下归于正。他相信，真正的秩序，不在刑罚之严，而在理之明、敬之存。
陈京元案证明：当司法放弃格物，真理便被遮蔽；当权力取代居敬，法治便已沦丧。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不是那个转发推文的学者，
而是那些以权力遮蔽天理、以暴力取代敬慎的执法者。
伊川先生若为此案作结，或会重申其《易传》之训：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今之司法，既不明，亦不慎，徒以刑狱为工具——
此非“明刑”，实为“蔽理”；非“慎罚”，实为“滥权”。
此案终将被历史置于理学的天理法庭上审判——
不是因陈京元说了什么，
而因司法者背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