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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墨家（Mohism） 的思想来评论陈京元博士案件，尤其其被以“寻衅滋事罪”定罪的过程，是一次极具批判性与道义深度的思想实验。
墨家思想（约公元前5–3世纪）以 “兼爱”“非攻”“尚贤”“明法”“节用”“非命” 为核心原则，是战国时期最具系统性、理性化和社会正义色彩的思想体系之一。
墨家是中国最早的“功利主义”与“平民正义”哲学，也是一种早期的法理理性主义（proto-legal rationalism）。 若以墨家之道衡量陈京元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以“兼爱”为本：对人普遍的关怀与平等之仁
墨子云：
“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
“兼爱”主张无差别的仁爱，不分亲疏贵贱。 这不仅是道德理想，更是政治原则： 执政者、司法者必须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中心， 以“爱人利人”的精神治理社会。
在陈京元案中，司法机关若以偏私与敌意行法，便违背了“兼爱”的精神。 他们将一名学者的思想言论视为威胁， 而非以“兼爱”的态度理解其表达背后的关切与理性意图， 这正体现出“兼爱之道”的缺失。
从墨家的立场看：
爱一人如己者，不以言异而害之。 若以职权迫良民，则是“以爱为恨，以利为害”，乃天下之大乱也。
墨家追求的“仁政”不在形式，而在“使众得其所安”。 在本案中，若国家机器不能容纳不同思想与文化交流， 则非“兼爱”，而是“专恨”与“偏害”之治。
二、“非攻”之义：反对以权势加害无辜
墨子在《非攻》中明言：
“攻伐者，非义也。” “强不执弱，众不暴寡，贵不傲贱，富不侮贫，壮不凌老。”
“非攻”不仅反对战争，也反对一切以强凌弱的制度性暴力。 若将这一原则扩展至司法领域， 则以国家刑罚之力去压制一个思想者、学者或公民的表达， 即是“以势加罪”“以力加害”， 属于墨家所深恶痛绝的“攻”之形式。
陈京元博士案中，公安、检察、法院合力构建“言罪化”叙事， 这正是“以势为义”“以刑为理”的倒错行为。 墨子会断言：
“以刑求理，理亡；以势求义，义灭。”
司法者若不以“正义”为依据，而以“服从”为标准， 则“法”成为“攻”的工具，而非“义”的保障。
三、“尚贤”与“明法”：制度之义在于择贤与守法
墨家提出“尚贤”“明法”，主张社会应以德与能为本，而非以权与位为尊。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能者居之。”（《尚贤上》）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明法》）
这意味着： 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理性与法度为依据，而非个人意志。 若司法者缺乏专业伦理与智德修养，却滥用权力， 则不仅败坏法治，更违背“尚贤”与“明法”的根本宗旨。
陈京元案中，检方承认“未核实事实”， 仍以“明知”虚假之罪指控其人—— 此举在墨家看来， 即“非贤者居其职，非法者行其命”。
这是典型的“名不副实”： 他们有“法官”之名，却无“明法”之实。 墨子对此早有警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四、“非命”与理性精神：反对宿命与权威崇拜
墨子是中国最早的理性主义者之一。 他反对“命定论”，主张人事可变、道德可修。
“天命之不可恃，人事之可修。”
他认为社会应以理性论证、经验验证为基础， 而非盲从权威或偶像崇拜。
陈京元博士在自辩中坚持理性批判与经验怀疑， 正体现了“非命”之精神。 而司法机关以“维护秩序”为名，拒绝核实事实、压制辩论， 实则堕入“命论”的陷阱—— 把权力视为天命、把权威当作真理。
墨子会指出：
“若信命者，则君可不明，臣可不忠，民可不勤。” 司法若信“命令”，不信“理”， 则社会陷入“法不由理而由势”的荒谬循环。
五、“节用”“尚实”：反对形式主义与虚伪之法
墨家崇尚实用与功效，反对奢靡与虚华。
“君子之道，必以实为本。”（《节用中》）
从“节用”“尚实”角度看， 司法体系的意义在于保障人民安宁与社会福祉， 而非制造恐惧与形式化的“治安神话”。
若以庞大公权力资源、冗长司法程序去惩罚一名学者的言论， 则是“劳民伤财而无益”的典型“非节用”行为。 墨子会说：
“劳而无功，名为不仁。”
“以刑求稳”，不过是“以虚饰实”的政治幻术。
六、“天志”与“义”的最终评判：以“利天下”为标准
墨子在《天志》中提出，天（或天道）以“利天下”为至善标准：
“天之所欲，利天下之人也；天之所恶，害天下之人也。”
由此可知，判断行为之正当性，不在名义，而在利害。 凡能“利天下者”，则合天志； 凡“害天下者”，虽有合法名义，亦属不义。
将此原则应用于陈京元案： 若该案的处理导致民众对司法信任丧失、 对言论表达产生恐惧、 对社会理性公共讨论的空间造成伤害， 则无论形式上是否合法，实质上皆“害天下”。
墨家标准极为明确：
“义者，利也；非义者，害也。” “若害天下而利一官，此乃天下之贼也。”
如此观之， 此案之“名”，虽冠以“寻衅滋事”， 其“实”却为“侵民害理”， 可谓“名义之治，实害之行”。
七、墨家立场下的结论：理性与仁爱的双重缺席
综合墨家“兼爱、非攻、尚贤、明法、非命、节用、天志”七大核心， 陈京元案暴露出以下问题：
墨家原则 |
案件中之违背表现 |
|---|---|
兼爱 |
缺乏对公民的平等尊重与理解，以敌意代替仁爱 |
非攻 |
权力压制言论，强者凌弱，以势代义 |
尚贤 |
非贤者行法，执法缺理性与德性 |
明法 |
法不明，罪名模糊，名实倒置 |
非命 |
盲从上意，以权代理，堕入命论 |
节用 |
司法资源浪费于无实害之案，损益民生 |
天志 |
未能“利天下”，反损公信、害正义 |
墨家若评此案，必曰：
“此非义之治，乃乱之源也。” “虽以法名行，实为不仁。”
八、墨家思想的现代启示
司法应以“利天下”为终极目的——法律不是惩罚之器，而是护民之具。
公共权力应以“兼爱”“非攻”为基调——防止暴力化、敌意化执法。
“明法”要求清晰、逻辑化、可证的罪名体系——反对模糊法与情绪法。
社会治理应回归“义”与“实”的平衡——形式的稳定不应凌驾于实质的公正。
理性审思胜于盲从命令——反对将政治命令替代法理论证。
✅ 总结性评价：
从墨家视角看，陈京元博士案体现了对“兼爱”“非攻”“明法”原则的系统性背离。 司法权威未能以“利天下之人”为志，反以权力压制理性与公民表达，形成“名为正义、实为不义”的结构性矛盾。 墨家会认为：此案不是对秩序的维护，而是对义的破坏； 非“以爱相利”的政治，而是“以势相害”的暴政。
墨子若在今日，或将告诫世人： “治国者，必以兼爱为心，以明法为器。若舍此而行刑，则刑徒生怨，天下以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