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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以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奥斯汀（J. L. Austin）、斯特劳森（P. F. Strawson）等人为代表——的理论视角出发，陈京元博士一案可被理解为一场语言误用、概念混淆与语义暴力的典型案例。日常语言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哲学问题往往源于对语言的误用；澄清语言在日常语境中的实际用法，是消解伪问题、恢复理性对话的前提。他们反对将抽象术语（如“真理”“秩序”“谣言”）脱离具体语境进行形而上学化处理，强调“意义即用法”（meaning is use）。
本案中，司法机关对“虚假信息”“寻衅滋事”“攻击国家领导核心”等关键术语的使用，完全脱离了其在日常语言中的规范语境与语用功能，构成典型的语言扭曲（linguistic distortion），进而导致法律判断的系统性失真。
一、“虚假信息”的语义漂移：从“可证伪事实”到“政治不忠标签”
日常语言学派强调，像“虚假”（false）这样的词，仅适用于具有真假值（truth-apt）——即原则上可通过经验或逻辑验证其真伪的陈述。例如，“地球是平的”是虚假陈述；但“这幅画很悲伤”“川普的演讲充满敌意”则属于表达、评价或修辞，不具真假性。
然而本案中：
被告转发的内容包括：
艺术作品（如“撑伞女孩”漫画）——属象征性表达；
情感表达（如烛光纪念图）——属主观心理状态；
政治评论（如川普演讲、许章润文章）——属观点或立场；
历史资料（如《毛选》编辑史）——虽可考证，但转发者无义务先行核实。
司法机关却将这些异质性话语统一归类为“虚假信息”，实则是将“政治不认同”偷换为“事实性谎言”。
奥斯汀会指出：这是典型的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把“观点”当作“事实”，把“艺术”当作“谣言”，混淆了语言的不同“言语行为”（speech acts）类型。
二、“寻衅滋事”的语用空洞化：从具体行为到抽象罪名
“寻衅滋事”本应指具有挑衅、侮辱、恐吓等具体意图与行为的扰乱秩序行为（如街头斗殴、辱骂他人）。但在日常语言中，该词具有明确的行为指向性与情境依赖性。
然而判决书将“一键转发”“缓存图片”“观看视频”等无互动、无对象、无挑衅意图的行为，也纳入“寻衅滋事”范畴，导致该词：
失去行为边界（什么不算寻衅？）；
失去意图要求（是否需主观恶意？）；
失去后果标准（是否需实际混乱？）。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警告：“当词语脱离其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它们就变成了空洞的符号。”
本案中，“寻衅滋事”已沦为语义黑洞——任何不被权力认可的言论，皆可被吸入其中。
三、“攻击国家领导核心”的语用虚构：无指称、无主体、无对话
日常语言学派强调，语言的有效性依赖于可识别的言说者、听者与语境。例如，“我攻击你”需有明确对象与行为。
但本案中：
被告从未直接提及国家领导人姓名；
转发内容多为第三方评论或艺术符号；
无任何证据表明其意图“攻击”；
更无“领导核心”本人作为“受害者”提出控告。
司法机关却将“转发一幅漫画”解释为“攻击国家领导核心”，实则是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言语行为——既无言说意图，也无受话对象，更无实际伤害。
斯特劳森会批评：这是预设谬误（presupposition failure）——在“攻击”这一言语行为根本不成立的前提下，强行赋予其法律后果。
四、语言的暴力化：以“法律语言”掩盖“政治修辞”
日常语言学派警惕语言被用作控制工具。当法律术语脱离日常用法，成为权力任意填充的容器时，语言便从沟通媒介蜕变为压制装置。
本案中：
“高学历应明辨是非” → 将知识异化为服从义务；
“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 → 将自由空间预设为管制领域；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 无任何实证，仅作修辞性断言。
这些表述看似“法律语言”，实则是政治修辞的伪装，其功能不是澄清，而是关闭对话、预设结论。
维特根斯坦曾言：“哲学的目的是让苍蝇飞出捕蝇瓶。”
而本案的司法语言，正是在制造更大的捕蝇瓶——用扭曲的语言困住思想，用空洞的概念定罪求知。
结语：日常语言学派的警示——回到语言的“生活形式”
日常语言学派不会问“什么是真理？”，而会问：“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说某人说了真话？”
同样，他们不会问“什么是谣言？”，而会问：“在日常实践中，我们如何识别并应对谣言？”
陈京元案的荒谬在于：
它用脱离生活形式的抽象语言，审判一个在具体生活形式中求知的学者；
它用政治修辞冒充法律语言，掩盖了无法在日常语言中成立的指控。
唯有回归语言的日常用法——承认艺术不是谣言、观点不是谎言、转发不是攻击——司法才能摆脱语义暴力，重获理性与公正。
正如奥斯汀所言：
“我们不是用语言描述世界，而是用语言做事。”
而本案的判决，做的是一件最危险的事：用语言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