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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法律哲学视角来审视陈京元博士案件， 我们回到了现代自然法与国际法的思想源头——即： “法的根本正当性不依赖于权力，而基于理性与人性本身”。
格劳秀斯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1625）中提出的思想，奠定了整个近代法治、自然权利与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 他主张：
“即使没有上帝，理性的自然法仍将有效。”
这句话标志着法从神权转向理性，从宗教转向人本，从命令转向正义。 在此框架下，陈京元案可被理解为一个“法律失去理性与自然法基础”的典型案例。
一、格劳秀斯法律哲学的核心思想
（一）自然法的理性基础（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Natural Law）
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jus naturale）并非来自神的意志，而源于人类理性（ratio humana）。 这种理性揭示出人类行为的客观准则—— 凡符合人性、促进社会秩序与共同善的行为即为“合法”； 反之，则违背自然法。
“自然法是理性对人类本性的正确理解。” ——Grotius
自然法是普遍的、恒久的、先于任何国家法存在的。 国家法若与自然法相违背，即失去正义性。
（二）“社会性本能”与正义的基础（Socialitas）
格劳秀斯指出： 人类天性中存在一种“社会性本能”（appetitus societatis）， 促使人们以理性方式共处、合作与追求和平。 正义（iustitia）正是维系这种社会性的核心德性。
因此， 法律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压制，而在于保障社会理性秩序。 ——任何以暴力、恐惧或专断方式维持的秩序， 都背离了人性与理性的法之本旨。
（三）自然法的普遍性与主权限制
格劳秀斯强调： 自然法高于国家主权。 即便在主权国家内部，君权亦受自然法的约束：
“主权者虽无上于世人，但仍受自然法之制约。”
因此： 若国家制定或执行的法律违反自然理性、压迫无辜、破坏社会性， 则在自然法意义上，这样的“法律”是无效的（null and void）。
（四）理性与正义：法的普遍理想
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是人类理性之法（lex rationis）： 它要求每一项法律与行为都能经受理性判断， 并以正义、公平和理性为衡量标准。
他提出“三层正义”：
1️⃣ 遵守承诺（Fides） ——国家与个人皆应诚实守法；
2️⃣ 不侵害他人（Injuria abstinere） ——禁止伤害无辜；
3️⃣ 恢复公平（Aequitas） ——纠正不平与滥权。
二、从格劳秀斯自然法视角分析陈京元案
（一）理性被剥夺：法律失去自然法基础
格劳秀斯认为： 自然法以理性为准绳，理性则要求—— 任何惩罚必须以明确、可证明的事实为依据。
在陈京元案中：
检方承认“未核实”所谓“虚假信息”；
法院以模糊性语言（“扰乱秩序”）定罪；
审判过程无公开、无辩护、无证据链。
这意味着： 法律运行已脱离理性基础，沦为权力操作。
格劳秀斯会认为，这种做法违反自然理性与正义， 其法律外观下掩盖的只是强制与专断。
“凡违背理性者，虽名为法，实非法。” ——Grotius
（二）社会性本能被破坏：从理性共存到恐惧秩序
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根植于“社会性本能”， 即人类合作、对话、追求和平与真理的倾向。
陈京元博士的行为—— 转发公共信息、表达学术观点—— 正是理性交流与社会性行为的体现。
但司法机关却以刑罚应对理性言论， 这种做法破坏了社会信任与理性沟通的机制， 使社会从“理性共存”退化为“恐惧沉默”。
从格劳秀斯视角看，这意味着：
国家违背了自身的自然法使命—— 不再维护社会性，而成为反社会的力量。
（三）主权的滥用：自然法对权力的否定性约束
格劳秀斯明确指出：
“主权者不拥有践踏理性与正义的自由。”
国家主权并不意味着无限制的控制， 它必须受制于自然法与人类理性。
陈京元案中， 国家机关以“维护公共秩序”之名， 实施暴力拘捕、秘密审理、剥夺辩护。
这种“以秩序为名的非理性统治”， 正是格劳秀斯所警告的“主权异化”—— 当权力脱离自然法， 主权就堕落为暴政。
“暴君之恶，不在于权力之大， 而在于其权力脱离了理性与自然法的约束。” ——Grotius
（四）对正义的颠覆：从“自然正义”到“权力裁断”
格劳秀斯的正义概念具有双重含义：
形式正义：符合法律程序与理性规则；
实质正义：尊重人性、理性与社会性。
陈京元案中：
程序上无公开性与透明性；
实质上以模糊罪名压制思想。
这意味着司法行为同时丧失了形式与实质正义。 国家以“法律形式”否定正义， 这是格劳秀斯最强烈谴责的现象：
“当正义被用作掩饰暴力的词汇， 法律就成为罪恶的代名词。”
（五）理性与法的普遍性崩溃
格劳秀斯构想的自然法是普遍适用的理性体系， 无论国家、种族或信仰，皆应遵循相同理性原则。
然而，在陈京元案中：
官方将部分外国言论视为“敌对”；
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区分“真伪”；
否定学术讨论的普遍理性价值。
这表明法律不再以“普遍理性”为依据， 而以“政治忠诚”作为合法性标准。
格劳秀斯会认为，这是一种 “理性秩序的解体”： 法律丧失普遍性，退化为“地方化的权力叙事”。
三、格劳秀斯理论框架下的案件评估
层面 |
格劳秀斯核心原则 |
陈京元案体现 |
评估 |
|---|---|---|---|
自然法基础 |
法源于理性与人性 |
审判缺乏理性与证据 |
❌ 违反自然法 |
社会性本能 |
法应促进理性共处 |
以刑罚破坏思想交流 |
❌ 反社会秩序 |
主权限制 |
国家受制于自然法 |
权力无限扩张 |
❌ 主权异化 |
正义理性 |
合理性+人性=合法性 |
程序与道义双失 |
❌ 形式伪法 |
普遍理性 |
法应具普遍性与中立性 |
以意识形态定罪 |
❌ 理性坍塌 |
📌 总体结论： 从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哲学来看， 陈京元案所展示的并非“法治的执行”， 而是理性法秩序被权力替代的过程。
其法律表象下隐藏着自然法与人性法的双重违背：
它背离了人类理性的普遍法则；
它摧毁了社会性共处的伦理基础。
在格劳秀斯的意义上， 这样的“法律”已不具备正义性， 甚至不再是“真正的法”，而是理性伪装下的暴政工具。
四、格劳秀斯式的结语：从“理性之法”到“非理性之治”
格劳秀斯的思想标志着人类从宗教专制走向理性法治的起点， 他曾警告：
“一切非基于理性的法律，终将反噬其立法者。”
陈京元案表明，当权力背离理性、 当法律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 国家便不再是“理性共同体”， 而退化为“恐惧共同体”。
格劳秀斯若在世，他会如此评述：
“此案并非法律的胜利，而是理性的失败； 它不是秩序的维护，而是人性之法的背叛。”
“即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仍将有效； 因为它根植于理性，而理性乃人类的上帝。” ——胡果·格劳秀斯 (De J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