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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 M. 黑尔（R. M. Hare）“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元伦理学视角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哲学分析
一、导言：从“道德判断”到“语言的规范功能”
R. M. Hare（1919–2002）是二十世纪英国分析哲学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学家之一，他的“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元伦理学对道德语言的逻辑结构进行了深刻分析。 与情感主义（Emotivism）不同，Hare并不认为道德判断仅仅是情绪表达，而是带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命令（prescriptions）。 在他看来，道德语言具有指导行为的功能，即“说某行为应当做”就意味着一个人愿意在相同条件下普遍接受这一规范。
将Hare的思想应用于陈京元博士案件，可以揭示该案在道德话语与法律判断之间的深层冲突： ——即执法机关的“道德化裁判”如何僭越了法律理性， 以及陈博士的自辩如何体现出真正的“理性规定性”与普遍可化的道德立场。
二、理论基础：Hare的“规定主义”核心命题
Hare在《道德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s, 1952）中提出道德判断的两大逻辑特征：
规定性（Prescriptivity）：道德陈述并非陈述事实，而是一种“应当如此”的行为指令。它不仅描述，而且规定行动。
普遍化（Universalizability）： 任何真正的道德判断都应当可以普遍化，即说“X应当做Y”的人，也必须愿意在相同情境下让自己受该规范约束。
这意味着道德语言的意义不在“真假”，而在于行为意向的可普遍化与理性一致性。 因此，若某个道德命令不能普遍化（如双重标准、权力特权），则它是非理性的、道德上自我矛盾的。
三、在陈京元博士案件中的应用分析
（一）检方与司法机关的“道德化命令”问题
昆明司法机关在判决陈京元博士时，以“明知虚假信息而传播”“扰乱公共秩序”等为由进行刑事定罪，其核心逻辑并非基于实证证据，而是一种道德化规范的主观宣告：
“公民在网络空间必须自觉维护国家政治权威，不得转发批评性言论。”
这一判断本质上是一种“规定句”（prescriptive sentence），即“你应当这样做，不应那样做”。但从Hare的标准来看，这一“规定”存在两个严重问题：
缺乏普遍化基础：若“不得转发批评性言论”是一条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则它必须适用于所有主体——包括执法者、媒体与官方机构。然而，现实中官方媒体与外交机构仍广泛转发、评论涉政信息。因此，这一规范无法普遍化，属于“选择性规定”，在逻辑上自我矛盾。
剥夺理性参与的可能： Hare认为，道德语言的规定性应建立在理性商榷基础上。 司法机关的道德命令若剥夺被告辩护与表达的空间，就从理性规定堕落为专断命令（authoritative prescription），其性质更接近权力话语而非道德理性。
换言之，昆明司法机关在“判决语言”中滥用了“应当”这一道德术语，使其失去了理性基础。
（二）陈京元博士的“理性规定性”与道德一致性
与此相对，陈博士在《狱中自辩暨控告血书》中展现出一种高度的“理性规定性”：
他拒绝认定任何知识为绝对真理，主张怀疑与批判性思维。——这是一种可普遍化的认知态度，体现了对理性一致性的尊重。
他要求司法机关提供事实性证明，而非道德化判断。——这一立场本身是一种“理性应当”，即社会制度应以证据与逻辑为裁判基础。在Hare的意义上，这是具有“普遍化约束力”的道德命令。
他呼吁宽容与多元共存。 ——若每个个体都遵守“尊重他人表达权”的道德规定，社会冲突将减少，公共理性将扩展。 因此，这一规定是可普遍化、理性一致的，符合Hare的道德逻辑标准。
换言之，陈博士的“道德判断”虽为自辩之语，却内含一种理性伦理的普遍化诉求，这使他的立场在逻辑上优于“强制性法律命令”。
（三）语言分析层面的冲突：描述句 vs. 规定句
Hare区分了两种语句类型：
类型 |
功能 |
本案中的例子 |
|---|---|---|
描述句（descriptive sentence） |
叙述事实，可判真假 |
“陈京元转发了美国使馆的推文。” |
规定句（prescriptive sentence） |
表达命令或态度，不可判真假 |
“不得转发涉政言论。” |
问题在于，司法机关在判决书中将 “不得转发涉政言论”当作可判真伪的命题，以违反该命题为“违法事实”， 从而混淆了描述与规定的逻辑界限。
这正是Hare所警告的道德语言误用：
“当命令伪装成事实时，道德便蜕变为权力。”
因此，陈博士的案件不仅是司法不当适用，更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道德逻辑错位”案例。
四、从“道德语言”到“制度伦理”的反思
（一）法律的规定性应受理性约束
Hare认为，道德语言的规定性不意味着主观恣意，而必须在逻辑上一致且可普遍化。 同理，国家法律的规定性也必须满足理性与普遍化要求： 即对所有公民适用同一标准，且以理性论证为基础。
本案中的司法语言（如“网络空间亦非法外之地”）虽然表面合理， 但若缺乏明确边界与证据标准，则会沦为任意可伸缩的规定命令，从而破坏法治逻辑。
（二）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与Hare的“自由主义伦理”
Hare晚年思想与约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伦理相近： 他认为社会道德的基础应是“理性对话下的普遍规定”。 陈博士在狱中呼吁“思想与言论自由”，正体现了这一伦理立场—— 即通过开放讨论与公共理性达成社会规范，而非以权威命令取代思辨。
从这一角度看，陈博士的自辩不是“反抗命令”，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性规定性秩序。
五、结论：从“规定命令”到“理性命令”的转化
Hare的“规定主义”提醒我们，所有道德与法律判断最终都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所规定的行为，是否可以在逻辑与道德上被普遍化？”
若不能，则其道德命令缺乏理性正当性。 在陈京元博士案中，司法机关的“应当”是权力性的、不可普遍化的； 而陈博士的“应当”——即“应当以理性和证据判断事实”——则是普遍的、可被一切理性存在者接受的。
因此，从Hare的元伦理学视角来看：
陈京元博士的自辩体现了道德理性的逻辑一致性；
司法机关的裁判语言则陷入了命令与事实混淆的非理性循环；
这一案件揭示了当代社会中权力语言如何以伪道德的面貌取代理性规定的危机。
“真正的道德，不在于服从命令，而在于能理性地自我规定。” ——R. M. Hare 式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