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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 L. 史蒂文森道德哲学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评价

查尔斯·莱斯利·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是20世纪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伦理学与语言》（Ethics and Language, 1944）系统发展了态度理论（attitude theory）与说服性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概念。他主张：道德判断的本质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说话者的态度，并试图影响听者的态度与行为。道德语言兼具“表达功能”（expressive）与“劝导功能”（persuasive）。

陈京元博士一案，恰可置于史蒂文森的道德语言分析框架中加以审视：司法机关对“虚假信息”“攻击体制”“扰乱秩序”等道德—政治判断，是否具有描述性内容？抑或仅是执法者态度的表达与权力意志的劝导？

一、道德判断的双重功能：表达态度 vs. 伪装事实

史蒂文森指出，道德语句如“X是错的”实际包含两层功能：

表达说话者对X的反对态度；
劝导听者也持反对态度。

本案中，司法语言高度符合此模型：

检察官葛斌：“我觉得是谣言就是谣言，不打算核实”——明确表达主观态度；
判决书：“高学历应明辨是非”——以规范性语言劝导服从；
执法者训斥：“吃党饭砸党锅的败类！”——典型的态度宣泄与道德贬斥。

史蒂文森会指出：若这些语句无经验可验证的内容，则其不具描述性真值，仅是态度表达与行为劝导。将此类语言作为定罪依据，实则是以态度代替证据，以劝导代替论证。

二、“说服性定义”的滥用：将政治立场伪装为道德事实

史蒂文森提出，“说服性定义”指在不改变词语描述性含义的前提下，偷偷替换其情感含义，以操纵他人态度。例如，将“自由”定义为“无政府混乱”，或将“忠诚”定义为“无条件服从”。

本案中，司法机关对关键概念进行系统性“说服性定义”：

“虚假信息”：原指“可证伪的错误陈述”，被扩展为“一切不被体制认可的言论”；
“寻衅滋事”：原指“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被偷换为“独立思考、跨文化探索”；
“攻击领导核心”：原需主观恶意与行为证据，被简化为“转发境外批评言论”。

史蒂文森诊断：此非“法律解释”，而是道德语言的操纵——通过情感含义的置换，使政治压制获得道德合法性。

三、道德分歧的类型：认知分歧 vs. 态度冲突

史蒂文森区分两类道德分歧：

认知分歧（disagreement in belief）：可通过事实澄清解决；
态度分歧（disagreement in attitude）：需通过劝导、情感共鸣或权力压制解决。

本案本质是态度冲突：

陈京元主张：“转发是学术探索，非政治挑衅”；
司法机关主张：“转发即不忠，不忠即犯罪”。

双方对事实无根本争议（内容确实存在、转发行为属实），分歧在于对行为的情感评价与规范立场。然而，司法系统拒绝承认这是态度冲突，反而伪装为认知分歧，声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实则是以权力压制替代理性劝导。

四、道德语言的诚实性：当“劝导”沦为“强制”

史蒂文森虽承认道德语言的劝导性，但他强调：有效的道德劝导应基于理性、共情与开放对话，而非暴力或强制。

本案中：

陈京元试图以哥德尔定理、CAP定理等理性论证说服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却以“闭嘴，回答是或不是！”粗暴打断；
上诉被“不开庭审理”驳回，剥夺对话空间。

史蒂文森结论：当道德劝导退化为强制服从，道德语言便沦为暴力的修辞外衣。陈京元的牢狱，不是因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他拒绝被“说服”——而这，恰是道德语言异化的终极标志。

结语：回归道德语言的诚实与开放

史蒂文森毕生致力于澄清道德语言的逻辑结构，以促进理性对话而非权力压制。

陈京元案的悲剧在于：

其转发行为被解读为“态度威胁”；
司法判决以更大的“态度压制”予以回击；
真正的道德对话——基于事实、逻辑与相互尊重的劝导——却缺席。

正如史蒂文森所言：
“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强加态度，而是澄清态度背后的理由。”
而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法律不应是态度压制的工具，而应是理性劝导的框架。

陈京元的血书，不是哀鸣，而是对道德语言诚实性的最后呼唤——
当“我觉得是谣言”成为定罪依据，自由便无处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