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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因果关系理论——特别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规律性理论（Regularity Theory）与当代哲学中广泛采用的反事实条件理论（Counterfactual Theory of Causation）——对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进行分析，可清晰揭示本案在刑法因果关系认定上的根本性谬误。司法机关不仅未能满足因果关系的最低哲学与法律标准，反而以政治想象取代事实推演，将“转发行为”与“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强行挂钩，构成典型的因果虚构（causal fiction）。

一、休谟的规律性理论：缺乏“恒常联结”即无因果

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指出，我们所谓“因果关系”，并非来自理性或先验逻辑，而是源于对事件之间恒常联结（constant conjunction）的经验观察：每当A发生，B总是随之发生，久而久之，我们便将A视为B的“原因”。

“我们所谓因果，不过是两个事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恒常接续，并无必然联系。”（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Section VII）

应用于本案：

  • A（原因）：陈京元转发若干境外贴文（粉丝<100，总转发<100次）；

  • B（结果）：所谓“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然而，在本案中：

  • 无任何证据表明，陈京元的转发行为曾引发任何线下聚集、网络瘫痪、群体恐慌、经济损失等可观察的“混乱”；

  • 无任何舆情报告、公安记录、媒体报道证明其行为与任何社会事件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恒常联结”；

  • 相反，陈京元所转发的同类内容（如美国使馆贴文、许章润文章）长期存在于《光明日报》、新浪等平台，却从未引发“严重混乱”。

结论：根据休谟理论，若A与B之间从未被观察到稳定、重复的联结，则不能认定A是B的原因。本案中，所谓“因果”纯属司法机关的心理联想（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而非经验事实。

二、反事实条件理论：若无A，B是否仍会发生？

反事实条件理论（以大卫·刘易斯 David Lewis 为代表）认为：

“事件C是事件E的原因，当且仅当：若C未发生，则E也不会发生。”（If C had not occurred, E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该理论强调因果依赖性（causal dependence）：原因必须是结果的必要条件。

应用于本案：

  • 反事实命题：若陈京元未转发这些贴文，是否“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就不会发生？

  • 现实检验：

    • 陈京元账号影响力微乎其微（粉丝不足百人，多为“僵尸粉”）；

    • 其转发内容早已广泛存在于网络，且被主流媒体转载；

    • 即使其账号被彻底删除，相关贴文仍可被千万人访问；

    • 无任何证据表明其转发是任何社会事件的触发点或关键节点。

因此，合理的反事实判断应为：

即使陈京元从未转发，所谓“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既未发生，也绝不会发生。

换言之，其行为对“结果”毫无因果效力（causal efficacy）。

更进一步：复杂系统理论的佐证

陈京元本人作为复杂系统研究者指出，社交网络传播需满足临界状态（criticality）与关键节点（hub）才能引发“雪崩效应”。而其作为边缘节点，转发行为的能量远低于系统扰动阈值。这与反事实理论高度契合：非关键节点的行为，不具备改变系统状态的能力。

三、刑法因果关系的规范要求：客观归责理论的缺失

现代刑法不仅要求事实因果（factual causation），更要求法律因果（legal causation）或客观归责（objective imputation）。德国刑法学家罗克辛（Claus Roxin）提出，归责需满足：

  1. 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

  2. 该风险在结果中现实化；

  3. 结果在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内。

本案完全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

  • 无风险制造：转发境外贴文本身不具法益侵害性；

  • 无风险现实化：无任何“严重混乱”结果；

  • 无保护范围关联：“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是现实公共秩序，而非抽象“政治正确”或“意识形态纯洁性”。

司法机关将“转发敏感内容”直接等同于“制造风险”，是以政治敏感性替代法律危险性，彻底背离客观归责原则。

四、司法逻辑的因果倒错：从“结果”倒推“原因”

本案的因果认定呈现典型的目的论谬误（teleological fallacy）：

  • 先预设“必须定罪”（政治目的）；

  • 再虚构“严重混乱”这一“结果”；

  • 最后将任何可抓取的行为（如转发）强行指定为“原因”。

这与休谟所批判的“将愿望当作因果”如出一辙——不是因为A导致B，而是因为我们需要B有A这个原因。

更讽刺的是，法官以“高学历应明知”推定主观故意，却禁止陈京元运用其专业知识自辩。这种逻辑自毁，恰暴露了其因果推理的非理性本质。

五、结语：一场“无因之果”的司法闹剧

从休谟到刘易斯，从经验规律到反事实依赖，所有主流因果理论均指向同一结论：

陈京元的转发行为与“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之间，既无事实因果，也无法律因果。

本案的“因果关系”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权力意志的投射；不是证据的产物，而是政治恐惧的幻影。

真正的“扰乱秩序者”，不是那个在角落默默转发贴文的学者，而是那些以国家暴力虚构因果、以司法程序制造冤狱的执法者。他们不仅违背了刑法，更背叛了人类理性对因果秩序的基本信念。

在法治社会，不能因为“害怕某种思想”，就把它当作“引发灾难的原因”；
在理性世界，不能因为“想要惩罚某人”，就为他发明一个“不存在的结果”。

此案终将证明：当司法放弃对因果关系的严谨审查，法律便沦为暴政的修辞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