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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物主义不同于传统马克思式的历史唯物论，它是21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后人类理论与政治哲学交汇处兴起的一场思想革命，代表人物包括 Karen Barad、Rosi Braidotti、Jane Bennett、Manuel DeLanda 等。 其核心理念是：
物质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agency）的动态网络； 世界不是“意识对物的反映”，而是由“物质—话语—权力—技术”的交互作用共同生成的过程。
因此，新唯物主义分析“陈京元案”时，不再把焦点放在“观念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上，而是要揭示：
在权力、技术、媒介、身体与话语的纠缠中，‘真理’和‘罪’是如何被共同生产出来的。
一、新唯物主义的哲学核心
概念 |
含义 |
核心代表 |
|---|---|---|
物质能动性（Material Agency） |
物质并非被动存在，而具有生成与影响力 |
Jane Bennett《Vibrant Matter》 |
纠缠本体论（Entanglement Ontology） |
主体与客体、思想与物质是相互构成的 |
Karen Barad《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
后人类视角（Posthumanism） |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关注机器、算法、网络等非人行动者 |
Rosi Braidotti《The Posthuman》 |
生成政治（Politics of Becoming） |
世界不是固定结构，而是持续生成的流动过程 |
Deleuze / DeLanda |
这些思想共同拒斥传统二元论（心/物、主/客、权力/受害者）， 强调：现实是一张由人、技术、语言、制度与环境共同行动的关系网络（assemblage）。
二、从“罪名”到“网络”：本案的物质生成逻辑
传统法律分析关注“主体行为”与“主观故意”； 但在新唯物主义视野中，案件的存在方式是关系性、物质性与分布式的（distributed）。
1. 行动网络（Actor-Network）
陈京元案的“行动者”不仅包括：
被告（陈本人）；
检方、法院；
互联网平台（微博、微信）；
数据算法、关键词监控系统；
舆情传播机制；
法律条文与文件模板。
这些都不是中性的背景，而是共同构成“罪名生成装置”的物质要素。 新唯物主义认为，“罪”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多重物质过程共同生产的。
在这里，“寻衅滋事罪”是一个法律—技术—意识形态网络的产物， 而非一个由理性主体单独决定的逻辑结果。
三、Karen Barad的“纠缠本体论”：真理的共生生成
Barad提出“intra-action（内在互动）”概念，强调主体与客体不是预先分离的，而是在互动中生成。
在陈京元案中，这意味着：
“被告言论”与“国家权威”的对立并非先验存在；
它们在监控、舆情、法律解释等物质过程的交织中共同构成了“违法事实”。
例如：
监控系统标记关键词 → 舆情报告生成 → 案件启动；
检方依据技术报告撰写起诉 → 法院基于文书模板做出逻辑归纳；
“事实”在这一链条中被不断重塑，而非一次性确定。
→ 在Barad意义上，“真理”是过程的结果，而非发现的对象。
这意味着：
法院所谓的“事实”不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固定实体，而是通过法律语言、技术算法与制度实践的“物质化表演（material enactment）”被生产出来的。
四、Jane Bennett的“物质能动性”：权力的非人分布
Bennett在《Vibrant Matter》中提出：
“物质拥有自己的生命力，世界是多重能动体（actants）的协作。”
在本案中，“刑法第293条”本身就不是被动文本，而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力量：
它通过数据库检索、AI审查、司法判例的模板化程序而运作；
它塑造了检察官、法官的语言与思维模式；
它在技术体系中自动地再生产自身的执行逻辑。
换言之， “寻衅滋事”不是某个法官的观念判断，而是一种自我运作的法律机器的产物。 法律文本、计算机算法、媒体传播、社会恐惧共同形成了一个“非人行动的共谋体”。
在Bennett意义上，权力不是一个主语的意志，而是一种“分布式的物质流”。
五、Rosi Braidotti的后人类伦理学：从人类中心到网络伦理
新唯物主义挑战“理性主体中心”——在法治语境下，即挑战那种假定：
“国家代表理性，人是被理性审判的客体。”
Braidotti的后人类伦理学认为：
人类与非人技术系统、算法、舆情机制共同构成人类社会；
道德与责任应重新分配给这些非人行动者；
当一个人被定罪时，我们必须追问：还有哪些非人力量参与了“犯罪的生产”？
在陈京元案中：
“国家舆情感知系统”触发了案件；
“法律文书模板”塑造了判决语言；
“社交媒体算法”放大了权威恐惧；
“审查机制”过滤了异议。
这表明： 个体陈京元并非独立行为者，而是整个技术—制度网络的一个节点。 因此，“罪责”不是个人属性，而是系统性产物（systemic emergence）。
→ 后人类伦理学会问：
“在这样一个自动化、算法化的治理系统中，惩罚谁，还有意义吗？”
六、Deleuze与DeLanda的生成政治：案件作为“权力的再组装”
新唯物主义继承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生成（becoming）”思想。 DeLanda进一步发展为“社会的物质生成论”：
社会不是结构体，而是不断被再组装（re-assembled）的事件网络。
在此意义上，“陈京元案”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国家治理机器对网络舆论领域的一次“再组装行动”。 它通过一个具体案件：
重新划定网络言论的边界；
再生产“国家—公民”之间的力量分布；
以个案为节点，重塑整个网络的行为模式。
这正是生成政治（politics of becoming）： 权力不靠压制，而靠物质性地重组社会行为网络。 司法裁判成为这一“生成过程”的关键节点。
七、综合分析：新唯物主义的“关系性真理观”
哲学维度 |
传统法观 |
新唯物主义观 |
|---|---|---|
实在基础 |
事实客观存在 |
事实是关系性生成的过程 |
真理标准 |
主体认识事实 |
真理是多重行动者的共生成 |
权力形式 |
主体压制客体 |
分布式网络自动调节 |
责任归属 |
人类行为主体 |
多重人/非人共同责任 |
法律功能 |
规范与惩罚 |
网络秩序的再生产机制 |
在新唯物主义视角下，陈京元案揭示的不是“法律滥用”或“司法错误”， 而是一个更深层的现象：
当代权力的物质化、自动化与去主体化。
“罪”的生成已不再依赖于人类判断，而是嵌入在：
司法数据库的算法匹配，
网络监控的关键词触发，
媒体报道的自动叙事，
群体心理的反射机制中。
→ 真理与罪行成为一个“自运行的物质叙事系统”的产物。
八、新唯物主义的政治批评：从“惩罚”到“再分布”
Bennett与Braidotti都主张：
“伦理应关注行动网络的再配置，而非个体的惩罚。”
这意味着，在陈京元案中：
问题不在于陈是否有罪，而在于这一治理机器为何需要制造罪；
不在于“他扰乱了什么”，而在于权力为何要通过惩罚个体来维系物质秩序。
→ 新唯物主义的政治批评是系统性的： 它揭示了“惩罚行为”本身是治理机制对自身能量的再分布（redistribution of affect and control）。
也就是说： 国家机器通过惩罚一位思想者，来重新平衡信息流、情感流与权力流之间的关系。
九、伦理与未来视角：走出“人类中心的法”
在新唯物主义的后人类伦理学中，未来的法治需要：
承认技术、媒体、算法等非人行动者的道德与政治影响力；
重新定义“责任”——从个体意图转向系统动态；
建立“关系性正义（relational justice）”——关注网络的平衡而非个体的惩罚。
若以此标准重新审视陈京元案：
真正的问题不是他是否“发布虚假信息”，
而是整个社会技术系统如何将一个思想行为翻译成“扰乱秩序”的信号。
新唯物主义呼吁：
“将司法从惩罚性装置转变为再生性网络（regenerative network）。” ——它不是压制异议的系统，而是调节、共生、再平衡的过程。
十、结论：新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哲学诊断
维度 |
传统理解 |
新唯物主义解释 |
|---|---|---|
罪名形成 |
主体行为导致犯罪 |
多重人/非人网络共同生产罪 |
权力性质 |
上对下的主权 |
分布式的自动控制系统 |
法律实在 |
静态规范文本 |
动态的物质实践 |
真理定义 |
符合事实的命题 |
生成关系中的稳定结果 |
正义追求 |
以惩罚恢复秩序 |
以网络再平衡修复关系 |
哲学结论：
陈京元案不是简单的“司法不公”， 而是现代治理体系中一个典型的“物质化权力事件”： 在信息、技术、法律与意识形态的纠缠中， 真理、秩序与罪的边界被重新生成。
新唯物主义提醒我们：
“现实不是某种既定的实在，而是持续生成的物质过程。 若要追求正义，就必须重新理解并干预这些生成的网络，而非惩罚其中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