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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朗·L·富勒（Lon L. Fuller, 1902–1978）的法律哲学来分析陈京元博士案件， 可以揭示一个极具根本性的主题： ——当法律丧失“内在道德”时，它仍然是法吗？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 1964）中提出著名论断：
“法律并非仅仅是权力的命令，而是一种旨在促成人类理性合作的道德事业。”
他与哈特（H. L. A. Hart）的著名论战（“哈特—富勒之争”）奠定了现代法哲学的基石： 富勒认为，法律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因为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其遵循“法律的内在道德”（The Inner Morality of Law）。
从这一视角来看，陈京元案正是一个“法律外观存在、法的道德消亡”的典型案例。
一、富勒法律哲学的核心思想
（一）“法律的内在道德”八原则
富勒认为，要使一个制度配称为“法”， 它必须满足八项“内在道德原则”（Eight Principles of Legality）：
原则 |
含义 |
违反时后果 |
|---|---|---|
1️⃣ 普遍性（Generality） |
法律应当普遍适用，而非针对特定个体 |
若为专门迫害某人，则非法律 |
2️⃣ 公布性（Promulgation） |
法律须公开，使公民可知 |
隐秘法律无效 |
3️⃣ 非溯及性（Non-retroactivity） |
法律不应追溯既往行为 |
事后定罪违背法理 |
4️⃣ 明确性（Clarity） |
法条应当清晰可理解 |
模糊条文导致专断 |
5️⃣ 无矛盾性（Non-contradiction） |
法律规范之间应当一致 |
自相矛盾破坏法治秩序 |
6️⃣ 可执行性（Possibility of compliance） |
不得要求公民完成不可能之事 |
无法遵守即为陷阱 |
7️⃣ 稳定性（Constancy through time） |
法律应相对稳定，不得朝令夕改 |
法律失信于民 |
8️⃣ 实际执行一致性（Congruence between official action and declared rule） |
执法者应按法律行事 |
官员滥用职权则破坏法律完整性 |
富勒认为：
“违反这些原则的体制，即使名义上称为‘法’，实质上不过是‘暴政的工具’。”
（二）“法律的目的”：促进理性合作
法律的本质不是命令，而是实现人类理性合作的制度。 若一个体制通过恐惧与惩罚来迫使服从，而非通过理性沟通来达成秩序， 它就不配称为“法治”（rule of law），而是“强制统治”（rule by fear）。
（三）形式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的统一
富勒强调：“形式合规”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法治。 一个法律体系的道德性，不仅在于结果“正义”， 更在于其过程体现了尊重、理性与可预期性。
二、从富勒理论分析陈京元博士案件
陈京元案显示出司法体系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完全断裂。 案件虽然以《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为依据， 但从富勒八原则来看，几乎在每一项上都出现了违背。
（一）违反普遍性原则——“法律的私人化”
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面向所有人， 而不是为了压制特定个体或思想而存在。
陈京元博士仅因在网络上转发公开信息（部分来自官方或外国机构）而被定罪， 显然体现了选择性执法与针对性惩罚。
这意味着法律不再是一套普遍规范， 而是被用作对“特定思想者”的控制工具。
这是一种典型的“ad hominem law”——针对个人的法律， 在富勒意义上，它已经失去了“法”的资格。
（二）违反明确性与可遵守性原则——“寻衅滋事”的模糊陷阱
“寻衅滋事罪”的条文缺乏明确界限， ——“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等术语皆无客观标准。
富勒认为，模糊的法律让公民无法预期何为合法，何为非法， 因此无法“以理性合作方式”遵守法律。
陈京元案中，公民转发未经辟谣的信息被视为“犯罪”， 但官方从未明确哪些言论构成“虚假信息”。
这正是富勒所说的：
“当政府以模糊的语言要求服从，它并非在建立法律，而是在设下陷阱。”
（三）违反执行一致性原则——执法的任意与滥权
富勒强调：
“当官员的行为与法律宣示相矛盾时，法律便成了掩饰暴力的外衣。”
陈京元案中：
警方破门而入、无搜查证；
检察官承认未核实所谓“虚假信息”；
法官拒绝公开审理与辩护；
判决理由与事实严重不符。
这种执法实践与法律所宣称的“程序正义”“证据裁判原则”完全脱节， 构成典型的 “法律实务与法律规范不一致”。
富勒会认为： 这不是“执法过当”，而是法律的崩塌。
（四）违反非溯及性与稳定性——司法的政治化
陈博士被控“明知虚假信息”而转发， 但相关信息多数在多年以前、且仍然公开存在； 同时，国家未发布任何官方辟谣。
这意味着： 法律的适用具有事后追溯性与选择性解释性。
富勒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 公民无法形成持续的法律信赖（legal fidelity）。
“一个依靠不可预期和事后惩罚维持秩序的体制， 并非法治，而是权力的即兴演奏。”
（五）违反理性合作原则——从“法治”到“恐惧统治”
富勒强调，法律的目的在于维系理性对话与社会信任。 当国家以刑罚方式镇压表达、封闭辩论空间， 它便破坏了“公民与政府的理性合作关系”。
陈京元案中的行为—— 压制思想、限制辩护、否定辩证讨论—— 将“理性秩序”替换为“恐惧秩序”。
富勒称这种体制为：
“伪法秩序（pseudo-legal order）”—— 它具备法律外观，却丧失了道德灵魂。
三、从富勒八原则总结本案
富勒八原则 |
在陈京元案中的体现 |
是否违反 |
|---|---|---|
普遍性 |
法律针对特定个体与思想 |
✅ 是 |
公布性 |
无公开辩论或明确信息 |
✅ 是 |
非溯及性 |
旧贴被追溯为犯罪 |
✅ 是 |
明确性 |
“扰乱秩序”模糊不清 |
✅ 是 |
无矛盾性 |
与宪法言论自由相冲突 |
✅ 是 |
可遵守性 |
公民无法预知何为“虚假” |
✅ 是 |
稳定性 |
法律标准随意变动 |
✅ 是 |
执行一致性 |
执法与宣称原则相违 |
✅ 是 |
📌 结论： 此案几乎违反了富勒全部八项“法律内在道德原则”。 因此，在富勒的定义中——
该体制虽具“法的形式”，但已非“真正的法”； 它不是“法治的失败”，而是 “法律的伪装下的暴政”。
四、法治的“道德空洞”与制度病理
富勒在与哈特争论中警告：
“当社会失去对法律道德性的敬畏， 便会滑向以暴力维持秩序的深渊。”
陈京元案正体现了这一滑坡：
法律被简化为命令执行工具；
法官与检察官失去了理性与良知的主动性；
公众的信赖被摧毁，法治精神被掏空。
这不是个别错误，而是 “法德断裂”的系统性征兆。
五、结语：从富勒的视角看陈京元案的文明意义
富勒认为：
“法律是一种道德事业； 它的目的，是让人类得以理性共处，而非被命令支配。”
陈京元案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以“法律”之名压制理性讨论、以“秩序”之名惩罚思想， 它便从 “法治国家”退化为“命令国家”。
在富勒的意义上，这样的体制“已经停止成为法”。 它或许能制造服从，却再也不能赢得尊重。
“没有内在道德的法律， 就像没有灵魂的身体—— 它仍能行动，但只会带来死亡。” ——朗·富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