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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法学派核心思想评析“陈京元寻衅滋事案”
——论法律正当性、人性尊严与自由秩序的冲突
一、引言：当法律背离正义
“法律若与正义相离，则不再是法律。”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自然法学派（Natural Law School）认为，法律并非仅是权威制定的命令，而应根源于理性、道德与人性尊严的普遍原则。 从古希腊斯多葛派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格老秀斯（Grotius）、洛克（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与富勒（Lon L. Fuller），自然法思想始终主张：
法律的效力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更高法”——即正义与理性的普遍秩序。
在此视角下，陈京元寻衅滋事案不只是一个刑法适用问题，而是实定法与自然法的断裂案例：当法条被用于惩治思想与表达时，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合法性”是否仍具“正当性”？
二、自然法的基本原则：理性、正义与人性尊严
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的三重根源：
理性原则（Reason）：法律应体现人类理性的普遍秩序，而非统治者的意志；
道德原则（Morality）：不义的法非真正的法（lex injusta non est lex）；
人性尊严（Human Dignity）：人的自由与良知是法律正当性的起点。
在陈案中，被告的行为是网络言论表达——其性质属于思想与信息的交流。按照自然法传统，言论自由是人类理性与尊严的自然权利，其保护并非出于政治恩赐，而是出于人之为人的本性。 若国家以刑法惩治思想表达，实质上便是否认了理性主体的尊严，也即否定了自然法的根基。
三、从托马斯·阿奎那视角：实定法应从属于“永恒法”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将法律分为四类：
永恒法（lex aeterna）：神圣理性的普遍秩序；
自然法（lex naturalis）：人类理性对永恒法的参与与体认；
人定法（lex humana）：人类社会根据理性制定的具体规则；
神法（lex divina）：宗教启示所揭示的道德律。
阿奎那指出：
“若人定法背离自然法之理性秩序，则它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
应用于陈案： “寻衅滋事罪”原用于维护公共秩序，但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扩张至思想与表达领域。此种适用方式已背离了理性秩序——因为它惩罚的不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而是思想本身的存在。 阿奎那式的自然法批判将认为：
这样的法律虽“合乎字面”，却“悖乎正义”，因此失去了“法的本体性”。
换言之，本案体现出“法律的形式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之间的裂痕。
四、从格老秀斯与洛克视角：自然权利与政府的界限
1. 格老秀斯（Grotius）：“即使无神，正义仍然存在”
格老秀斯主张自然法的理性自足性：
“即便假设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仍具约束力。”
这意味着，政府与法律的权威来源，不在于宗教或暴力，而在于理性与正义。 若国家滥用刑法以控制思想，则其实践已超出自然法理性的界限。 在陈案中，政府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限制表达，违背了自然法的基本原则—— 权力的正当性来自对自由的保障，而非对自由的压制。
2. 洛克（John Locke）：“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然权利”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自然法赋予人类三项不可让渡的权利：生命、自由与财产（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政府的存在目的在于保护这些权利，而非削减它们。 当政府背离这一契约——例如以刑法侵犯思想自由——则社会契约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洛克的理论在此提供清晰的判断标准：
“当法律不再是自由的保障，而成了恐惧的根源，它便失去了‘法’的名义。”
陈案中的“寻衅滋事”适用，实质上破坏了公民“思想与表达自由”的自然权利。这种法的运作虽然合乎条文，却不合乎自然法的正当性逻辑。
五、从富勒（Lon L. Fuller）视角：法律的“内在道德性”与司法正当性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 1964）中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性”（inner morality of law），指出法律必须遵循八项基本原则，方能具备有效性，包括： 清晰性、非矛盾性、公开性、可预期性、非溯及性、可执行性、一致性与符合目标性。
陈京元案中，司法过程存在以下违背富勒标准的现象：
富勒原则 |
实际表现 |
评析 |
|---|---|---|
明确性 |
“扰乱公共秩序”含义模糊 |
条文不具可预期性 |
公开性 |
一审不公开审理 |
违背透明原则 |
一致性 |
同类案件量刑差距巨大 |
司法裁量缺乏统一 |
目标性 |
法本用于维护秩序，却成为思想控制工具 |
偏离立法目的 |
依富勒的判断标准，这种裁判过程虽有形式合法性，但缺乏“法律的道德完整性”，因此在自然法意义上是不正义的。 富勒称这类法律为“堕落的法”（degenerate law）：
“当法律失去道德方向，它便只是命令，而不再是法。”
六、自然法的伦理判断：法律与良知的冲突
自然法学派认为，良知（conscience）是人类内在的法官。 从苏格拉底到阿奎那、从格老秀斯到富勒，皆主张：当实定法与良知冲突时，人应服从更高的道德律。
陈京元案的核心冲突，正是“法律服从”与“理性良知”的冲突。 司法机关若在缺乏实质危害与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定罪，其行为在自然法意义上已构成“合法的不义”（legal injustice）。 正如德国哲学家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战后总结的那样：
“法律的确定性必须为正义让路。 当法律极端不公时，它失去作为法律的本质。”
自然法视角由此揭示： 本案的问题不只是“法条的误用”，而是法律与正义之间的断裂——法的形式胜于法的精神。
七、结论：让法律回归正义的自然秩序
自然法学派强调：
法的根基在正义，而非权威；
自由与尊严是法律存在的目的，而非附属；
实定法若与自然法相悖，则虽名为法，实非真法。
以此衡量“陈京元案”，其主要问题在于：
将思想与言论纳入刑事规制，违背理性与尊严的自然原则；
在缺乏公共危害的情况下定罪，背离正义的比例原则；
程序不公开、证据不足，削弱法的道德正当性。
结论： 从自然法角度看，本案虽“合法”，却“不正义”； 虽“合刑法之形”，却“悖自然法之魂”。
真正的法治社会，应当在权力与自由之间保持道德张力，使实定法始终与自然法的光辉相契。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言：
“法律的本质，不在强制，而在理性； 失去理性的法律，即是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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