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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篇以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为理论基础，对 陈京元博士案件 的系统性哲学与法理分析。此分析旨在揭示：当国家权力以“秩序”之名介入思想领域时，霍布斯式主权逻辑如何既解释这种现象，又在现代法治语境下暴露其限度。
一、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
（一）人性假设与自然状态
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 1651）中以著名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
“人皆自爱，彼此竞争、猜忌、追求荣誉。” “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 est）
他认为，若没有共同权威约束，人类社会将陷入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在这种无序状态下，没有法律、没有正义、也没有安全。
因此，人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与对安全的渴望，通过理性达成契约， 把权力让渡给一个“共同体的人工人”——国家主权者（Sovereign）， 即“利维坦”。
（二）主权（Sovereignty）与绝对权威
霍布斯主张：
“主权者的权力必须绝对，否则无法维持和平。”
主权者拥有：
制定法律的唯一权威；
解释言论与思想危害的最终判断权；
压制可能威胁秩序的思想与行为的权力。
在霍布斯看来， 即使主权者的命令有时错误或苛刻， 个体仍有服从的义务。 因为“和平”是政治的最高善， 而“自由”只是次要价值。
他曾言：
“没有秩序，所有自由都将被毁灭。”
（三）言论与思想自由的限度
霍布斯并不否认理性讨论的必要性， 但他坚决反对“以言论破坏服从”的思想。 他说：
“思想可以是自由的，但当言语煽动不服从时， 就威胁了共同体的存在。”
因此，在霍布斯的政治逻辑中， 国家可以——乃至必须——控制可能扰乱公共秩序的表达。 这种控制并非出于恶意， 而是维持“契约秩序”所需的代价。
二、霍布斯式国家逻辑与陈京元案件
（一）案件概述
陈京元博士因在境外社交平台转发他人言论，被控“寻衅滋事罪”， 理由是其转发行为“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混乱”。 检方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国家政治权威的尊严与稳定。
这正反映出一种典型的霍布斯式政治结构： 国家将言论视为潜在威胁， 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个体思想与表达实施控制。
（二）“利维坦”式的政治逻辑
从霍布斯的视角看，昆明公检法体系的行为在逻辑上完全一致：
国家视秩序为最高善： 一切威胁秩序的行为（包括思想与转发）都被视为危险。
个体被视为可能的混乱源： 陈京元作为独立学者，其表达未受国家话语框架约束， 因而被看作“潜在的不服从者”。
主权者具有最终解释权： 何为“谣言”“扰乱”“严重混乱”，由国家决定。 在霍布斯体系中，这种裁量是主权本质的体现。
因此，从纯粹霍布斯主义角度， 执法机关的逻辑是自洽的—— 国家必须消除任何可能削弱其权威的思想行为， 以避免回到“自然状态”的无序。
三、霍布斯逻辑的现代局限
然而，问题在于： 陈京元案并非发生在17世纪的“无政府状态”， 而是在21世纪的现代法治国家。 因此，霍布斯式绝对主权在现代语境下暴露出根本矛盾。
（一）契约的双向性被遗忘
社会契约并非单向服从。 在现代政治哲学中， 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之上。 当主权者以维护秩序为由剥夺公民的表达权， 他实际上违背了契约精神。
正如洛克对霍布斯的批评：
“政府若违背保护自由的目的，即失去合法性。”
陈京元案显示的正是这种“契约逆转”： 国家以“保护秩序”之名， 却破坏了秩序赖以存在的理性与信任基础。
（二）主权者的“恐惧政治”
霍布斯认为， 人类因恐惧死亡而服从主权。 但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不应建立在恐惧的服从， 而应建立在理性的信任。
在陈京元案中， 执法机关以刑法威慑代替说理， 以封锁与惩罚代替对话， 这意味着国家不再以理性维系秩序， 而是以恐惧制造服从。
这是一种“霍布斯式退化”： 国家回到了以“安全”为名的前启蒙专制逻辑。
（三）知识社会与信息权力的错位
在霍布斯时代，真理与权力的统一似乎可行—— 因为信息垄断在中央机构手中。 但在现代信息社会， 知识已成为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
当国家试图重建“统一真理”的权威， 实际上违背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态。 陈京元案中的“谣言”指控， 正体现了权力对真理生产的垄断欲望。
这正如福柯所指出的：
“权力不是压制知识，而是制造知识。”
在这一点上， 现代社会再回到霍布斯的“统一理性主权”是历史倒退。
四、霍布斯哲学视角下的两重评价
维度 |
霍布斯原理 |
陈京元案体现 |
哲学评价 |
|---|---|---|---|
秩序观 |
国家以安全为最高目的 |
当局以“公共秩序”为名惩罚言论 |
✅ 符合霍布斯逻辑 |
主权观 |
主权者拥有真理解释权 |
国家裁定何为“谣言”“混乱” |
✅ 自洽但危险 |
自由观 |
自由存在于法律沉默之处 |
模糊条文限制表达 |
⚠️ 自由空间极小 |
契约观 |
服从换取安全 |
国家以安全为借口剥夺权利 |
❌ 契约精神破裂 |
现代性 |
基于恐惧的服从 |
恐惧取代理性信任 |
❌ 不符现代法治精神 |
五、综合结论：从“利维坦之治”到“理性之治”
从霍布斯的视角，陈京元案可以被解释为：
国家在面对思想多样性与舆论不确定性时， 回到了“以恐惧维稳”的古典主权模式。
这种做法在逻辑上维护了“秩序”， 但在哲学上破坏了“共同体信任”。 它让现代国家的法治退化为霍布斯式政治的幽灵： ——一个以秩序为名、以自由为代价的“利维坦”。
然而，正如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所指出： 真正的秩序不是通过恐惧建立的， 而是通过理性对话、法治约束与公民信任维系的。
在这一意义上，陈京元案的深层哲学意义在于：
它让我们重新审视—— 我们的国家究竟是“自由之共同体”， 还是“安全之契约”？
六、哲学总结
霍布斯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现代政治之上。 每当国家以“秩序”之名惩罚思想， “利维坦”便再度苏醒。
陈京元案不是个体与法律的冲突， 而是理性与恐惧之间的斗争。
霍布斯曾说：“国家是理性的产物。” 但理性若失去自省，便会化为统治的神话。
📘 总结句：
“当国家将思想视为威胁，它已不再是理性的利维坦，而是恐惧的怪兽。” ——基于霍布斯政治哲学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