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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是21世纪以来在哲学、文化理论与科学哲学交叉地带兴起的重要思潮，代表人物包括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其核心主张在于打破传统人文主义中“人/物”“主体/客体”“精神/物质”的二元对立，强调物质本身的能动性（agency of matter）、非人类行动者的参与性（actancy of non-humans），以及现实是由物质-话语实践共同构成的动态过程（agential realism）。
以新唯物主义视角审视陈京元博士“寻衅滋事罪”一案，此案不仅是一场司法冤狱，更是一场对物质-话语网络中多元能动性的暴力压制。司法机关将“转发行为”简化为“人的主观恶意”，却无视贴文、算法、平台、数据流、身体、法律文本乃至社会情绪等非人类要素在事件中的共构作用，从而制造出一个虚假的“罪责主体”。新唯物主义揭示：真正的“滋事者”，不是陈京元，而是那个试图用僵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法律框架，强行驯服流动的物质-话语现实的权力机器。
一、物质的能动性：贴文不是“谣言”，而是“行动者”
新唯物主义拒绝将文本视为被动的“意义载体”，而视其为具有物质能动性（material agency）的行动者。凯伦·巴拉德指出：“话语不是覆盖在物质之上的表层，而是物质本身的一种配置方式。”
陈京元转发的贴文——美国使馆声明、许章润文章、政治漫画——并非“虚假信息”的静态容器，而是在特定物质-话语网络中持续生成意义的动态事件：
一幅“撑伞女孩”漫画，在香港街头是抵抗符号，在美术馆是审美对象，在学术论文中是文化分析素材；
一条川普演讲视频，在YouTube是政治宣传，在学者硬盘中是研究材料，在警方笔录中却被“固定”为“攻击性谣言”。
司法机关的错误在于：将流动的、情境化的物质-话语实践，强行“冻结”为一个静态的、道德化的“犯罪证据”。他们不是在审判行为，而是在暴力地“物化”（reify）一个本应开放的意义过程。
简·贝内特在《 Vibrant Matter 》中写道：“物不是惰性的，它们会干扰、引导、促成人类的意图。”
陈京元的转发行为，实则是人与贴文、平台、算法、历史语境共同编织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将罪责全归于“人”，是对这一网络复杂性的彻底无视。
二、去中心化的主体：谁在“转发”？
新唯物主义质疑“自主理性主体”的神话。布拉伊多蒂指出：“主体性是在与技术、生物、社会物质的纠缠中生成的，而非先验存在。”
陈京元的“转发”行为，真的是一个“高学历主体”的自主选择吗？
他的注意力被算法推荐机制引导；
他的情绪被社会集体焦虑所调制；
他的认知被学术训练与跨学科背景所塑造；
他的操作被手机界面与缓存机制所中介。
“转发”不是孤立的意志行为，而是人-技术-社会-历史共构的“事件”。司法机关却将这一去中心化的过程，还原为“陈京元明知故犯”的个体罪责，实则是用19世纪的法律主体观，审判21世纪的网络化存在。
正如巴拉德所言：“责任不是归属，而是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
真正的司法责任，应追问：整个物质-话语配置如何促成了这一事件？ 而非简单归罪于一个被虚构的“理性主体”。
三、法律作为物质-话语装置：暴力的“切割”实践
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强调：现实是通过“切割”（cutting）。每一次“切割”都具有伦理与政治后果。
本案中，司法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暴力“切割”：
将“艺术”切割为“侮辱”；
将“观点”切割为“谣言”；
将“边缘节点”切割为“重大危害源”；
将“复杂网络事件”切割为“个人犯罪行为”。
这些切割并非“发现事实”，而是通过法律话语对物质现实进行强制性重构。判决书宣称“转发内容经梳理均属于虚假信息”，实则是以官方法律话语覆盖多元物质-话语可能性，制造出一个便于惩罚的“犯罪对象”。
新唯物主义提醒我们：法律不是中立的镜子，而是具有物质能动性的“切割装置”。它不仅描述世界，更在制造世界——制造罪犯、制造秩序、制造恐惧。
四、非人类的正义：为贴文、数据与身体正名
新唯物主义呼吁一种扩展的伦理与正义观，涵盖非人类存在。贝内特写道：“当我们承认物的活力，正义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在本案中，被忽视的非人类行动者包括：
贴文本身：它们被剥夺了在公共领域继续生成意义的权利；
数据缓存：被误读为“传播铁证”，其技术逻辑被暴力覆盖；
陈京元的身体：被刑讯、被监禁，成为权力规训的物质载体；
社交平台的架构：其无标度网络特性决定了边缘节点的无害性，却被司法无视。
真正的正义，应承认这些非人类要素的共在性与能动性，而非将它们简化为“人的工具”或“犯罪证据”。
五、结语：走向一种“纠缠的正义”
新唯物主义拒绝将陈京元案简化为“好人 vs 坏制度”的道德剧，而是揭示：所有参与者——人与非人——都纠缠在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物质-话语网络中。
司法机关的错误，不在于“滥用法律”，而在于拒绝承认法律自身的物质性与局限性。他们试图用一套僵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框架，去驯服一个本质上流动、多元、非中心的现实，结果只能是制造冤案、激化矛盾、暴露自身的暴力本质。
此案终将证明：
当法律拒绝承认物质的活力，它便沦为暴力的修辞；
当正义拒绝拥抱纠缠的复杂，它便退化为简单的归罪。
新唯物主义的终极启示是：
真正的“寻衅滋事”，不是转发一条推文，
而是用人类中心主义的铁锤，砸碎物质-话语世界的多元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