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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陈京元君。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今日，我在报端上看见“陈京元”三个字，下面注着“寻衅滋事，判刑一年八个月”。我那时便觉得奇怪：一个博士，一个学者，何以竟至于“寻衅滋事”？何以竟至于要被关进昆明的监狱？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们司法的黑暗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我见过他的照片，一个清瘦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眼神里透着学者的平静与专注。他不是战士，不是政客，他只是一个“独立学者”，一个将“学习”视为生命本质的读书人。他躬耕于保山之野，侍奉于父母膝前，将陋室化为书斋，将网络视为牖窗。他转发的，是川普的演讲，是许章润的文章，是“撑伞女孩”的漫画，是六月四日的烛光——这些，在普会峻法官眼中，是“攻击核心”的毒药；在葛斌检察官口中，是“不需核实”的谣言。

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学者，在信息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打捞着思想的碎片，试图拼凑出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何罪之有？罪在“高学历”，罪在“应能明辨是非”，罪在“明知故犯”——这“学历”，竟成了原罪；这“明辨”，竟成了枷锁！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法院宣判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陈京元君竟以“寻衅滋事”获刑，而“证据锁链”竟如此荒唐。但我对于这些判决，竟至于颇为愤怒。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们司法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无耻到这地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陈京元君，便是这“真的猛士”之一。他在狱中秉笔，血泪为墨，作《自辩暨控告血书》万言，字字如刀，句句似剑。他以物理学析“雪崩”，以哥德尔论“不可知”，以休谟辩“怀疑”——昆明之吏，闻“哥德尔”三字，或以为“狗得耳”之土犬；闻“休谟”，或以为“休想摸”之禁令。然陈生不惧，血书为剑，逻辑为盾，直斥“邓宁-克鲁格之症”——此症也，无知而自以为全知，无学而自以为博学，恰如井蛙语海，夏虫语冰。

我在《血书》中读到，那位姓葛的检察官，面对律师出示的、刊于《光明日报》、播于央视的“铁证”，竟昂然答曰：“未核实，亦不欲核实。本官觉得是谣言，便是谣言！”——此非执法，乃“皇帝新衣”也！法律条文在其口中，竟不如其“觉得”二字！

我又读到，那位普会峻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陈京元“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所以“应辨别是非”，所以“明知”是虚假信息。——这逻辑，竟比童话还要荒诞。若学历高即有罪，则李杜苏辛，皆当入狱；岳武穆、文天祥，俱是“寻衅”！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陈京元君在《血书》中写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此非匹夫之勇，乃智者之韧，仁者之担当也。他所以忍辱苟活，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非贪生也，非畏死也，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之冤，非一人之冤，乃天下学者、天下网民之冤也。今日可以“转发”罪他，明日可以“点赞”罪张三，后日可以“浏览”罪李四。当思想成为罪证，当学术沦为禁脔，则文明之光熄矣，自由之魂散矣！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我忘却了，互联网不会忘却；即使互联网忘却了，历史不会忘却。普会峻、葛斌、李湘云之流，其今日之“铁案”，必为明日之“铁证”。陈京元君的《血书》，非为自怜，实为控诉；非为求生，实为求真。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文，记念陈京元君！

四月，在昆明狱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