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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 1940– ）是当代英语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我们彼此应得的理由》（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1998）开创了 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 的现代形式。

他主张，道德的核心不在于结果或情感，而在于可被他人合理拒绝的理由（Reasons that others could not reasonably reject）——即道德的正当性应建立在理性个体之间能够彼此接受的原则之上。

从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理论出发，陈京元博士案件揭示的不仅是司法的不公，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理性契约关系的破裂。这起案件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权力体系统治下，“何为不可被合理拒绝的原则”被系统性扭曲的伦理悲剧。

以下将从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核心结构出发，对本案进行系统道德哲学分析。

一、契约主义的核心：合理可接受性原则

斯坎伦的核心命题是：

“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当且仅当它基于某种原则，而该原则是他人可以合理地拒绝的。” ——T.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1998)

也就是说，道德的正当性并不源于结果的好坏（功利主义），也不在于符合规则（义务论），而在于它是否能在理性与平等的条件下为所有人所认可。

契约主义的道德模型包括三个核心条件：

平等地位（Equality of standing）：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参与原则制定。
理由可沟通性（Reason-giving）：所有权威与制度的正当性，都必须基于可被他人理解和接受的理由。
可拒绝性（Rejectability）：若某一原则导致部分人遭受不公或痛苦，而他们有合理理由拒绝之，则该原则即不具道德正当性。

二、陈京元案件：国家—公民契约的失效

在一个理想的契约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存在是因为公民以理性理由同意让渡部分自由，以换取安全与秩序。然而，陈京元博士案的全过程却展示了这一契约的彻底崩坏：

契约原则	理论应然	本案实然
平等地位	公民与国家在法律面前平等	公权压倒个体理性，被告失去平等发声权
理由可沟通性	法院应以理性论证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以“明知虚假”“扰乱秩序”笼统陈述，无论证逻辑
可拒绝性	当事人可合理拒绝不公原则	陈博士的理性抗辩被压制、无回应、无采纳

斯坎伦会指出，这意味着国家以不可被合理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即，陈京元被迫遵守的法律逻辑——“思想表达可能扰乱秩序，因此有罪”—— 显然是任何理性公民都可以合理拒绝的原则。

因为如果这一原则被普遍化，则任何理性讨论、思想批判、甚至学术研究都将沦为潜在犯罪。这样的制度无法获得道德上的公共正当性（public justification）。

三、“可被合理拒绝的理由”与司法不正义

在斯坎伦的框架中，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正当，关键在于：

该制度能否在所有受影响者面前，给出“他们无法合理拒绝的理由”。

本案中，昆明司法机关未能提供这样的理由：

关于“明知虚假”：无证据证明主观故意，检方承认“未核实”，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关于“扰乱秩序”：无客观证据显示实际后果，且被告行为极轻微；
关于“公共利益”：并无任何社会成员因此获益，反而使公民恐惧、社会信任受损。

因此，这一判决体系无法在理性社会中被视为不可拒绝的。换言之，按照斯坎伦标准，它是一个道德上无效（morally invalid） 的制度行为。

四、道德平等的侵犯与“理由权”的剥夺

斯坎伦认为，道德平等的核心，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每个人都被当作能给出理由的存在”。一个人被尊重，不是因为他服从，而是因为他的理性被倾听。

在陈京元案中：

法院拒绝被告的论证；
检方无证据却坚持指控；
法官以“未提交新证据”为由驳回上诉；
整个体系拒绝对话、拒绝理性。

这构成了对被告 “理由权（the right to reason-giving）” 的全面剥夺。在契约主义语境中，这意味着社会不再承认他是一个“能被理性对待”的平等成员。

这正是斯坎伦所谓的最严重的不公——

“将他人排除在理由共同体之外。”

五、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危机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政治哲学相通：一个国家的权威，只在于它能在“公共理性空间”中自我辩护。如果权威拒绝对话，拒绝以理性理由回应被治者的异议，则失去了道德基础。

陈京元博士案表明：

司法失去理性论证；
检察失去事实核实；
执法失去比例原则；
政治权威失去公共可接受性。

在斯坎伦意义上，这已不是一个“合理共识”下的共同体，而是一种理由崩塌的秩序（the collapse of reason-giving order）—— 即表面合法，但道德上失去正当性的体制。

六、从“契约破裂”到“道德责任”

契约主义的伦理内核并非对抗，而是重建关系的可能性。斯坎伦强调：“我们彼此所负的义务，源于我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为他人辩护的世界中。”

陈京元博士的自辩，正是这种道德努力的体现。他并非以敌对姿态否定社会，而是呼吁恢复理性、公正与对话。在契约主义语境中，他的行动不是“破坏契约”，而是修复契约的呼声。

反观司法系统的反应——压制、定罪、拒绝对话—— 正是对这种修复努力的再度摧毁。

斯坎伦会说：

“当权力拒绝解释自身时，它不再是共同体的契约者，而是统治者。”

七、结论：恢复“可被接受的社会”

从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哲学视角看，陈京元案件的实质，是国家失去了与公民之间的理性契约基础：一个制度若不能为受其支配者提供“他们无法合理拒绝的理由”，则它在道德上已失去合法性。

陈京元博士的抗辩与自省，体现了人类最深层的道德渴求—— 即生活在一个可被理性辩护的世界中。

斯坎伦会说：

“正义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理由—— 我们必须能彼此解释，为何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人。”

昆明司法系统的失败，不在于程序瑕疵，而在于拒绝理由；而陈京元博士的坚持，则正是 捍卫“理由共同体” 的勇气。

✒️总结表：T.M. Scanlon 契约主义视角下的陈京元案

核心原则	理论内涵	在本案中的体现
合理可拒绝性	道德正当性取决于他人是否能合理拒绝	陈博士完全可合理拒绝该定罪原则
平等地位	人人有资格参与原则制定	陈博士被排除于理性讨论之外
理由可沟通性	制度应提供可理解的理由	判决理由含糊、无逻辑、无事实
道德共同体	社会以共享理性为基础	司法剥夺被告的“理由权”
正义基础	正义是彼此间合理可接受的共识	权力拒绝共识，契约关系瓦解

🌿结语（以斯坎伦之声）

“我们彼此所欠的，不是服从，而是理由。当一个国家不再为自己的行为给出可被理解的理由，它不只是违背了法律，它违背了人类共存的根基。” ——改写自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