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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托马斯·斯坎伦契约主义道德理论对陈京元博士案件的评价
托马斯·斯坎伦（T. M. Scanlon）在其代表作《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中提出契约主义（Contractualism）道德理论，其核心主张是：一个行为在道德上错误，当且仅当它被任何一组“一般性理由”所禁止，而这些理由是所有理性行动者在寻求相互承认的规范体系时，无法合理拒绝的。换言之，道德原则必须能通过“无人可合理拒绝”的测试（the test of reasonable rejectability）。
陈京元博士一案，恰可置于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框架中加以审视：司法机关对“转发境外言论即构成寻衅滋事”的规则，是否能被所有理性公民——包括陈京元本人——合理接受？抑或该规则因剥夺基本自由而可被合理拒绝？
一、契约主义的核心：规则必须“无人可合理拒绝”
斯坎伦强调，道德规则的正当性不来自后果、义务或权威，而来自所有受影响者均可接受的公共理由。若某规则对特定群体施加不可承受的负担，而无法提供充分补偿或正当化理由，则该规则可被合理拒绝。
本案中，司法规则实质是：
“公民不得转发任何被官方视为‘攻击体制’的境外言论，否则即构成‘寻衅滋事’。”
此规则对陈京元施加了三重不可承受负担：
认知负担：要求其对每条转发内容进行事实核查（而警方自承无此能力）；
表达负担：剥夺其作为学者接触多元思想的基本自由；
风险负担：因“高学历”被推定“应知”，使其知识身份反成罪证。
斯坎伦会指出：若规则使理性行动者因追求知识而入狱，则该规则无法通过“合理拒绝”测试。
二、对“合理拒绝”的具体分析
斯坎伦认为，判断“合理拒绝”需权衡：
负担的严重性；
规则目标的重要性；
是否存在更少限制的替代方案。
负担的严重性：极高
刑事定罪剥夺人身自由（1年8个月）；
损害学术声誉与人格尊严；
制造“寒蝉效应”，抑制思想探索。
规则目标的重要性：存疑
声称目标为“维护公共秩序”，但无任何“严重混乱”实证；
若目标实为“维护体制神圣性”，则属政治忠诚要求，非公共善。
替代方案的存在：明显
可通过民事手段（如删除、辟谣）处理虚假信息；
可限定处罚于故意煽动暴力者，而非零星转发者；
可尊重《宪法》第35条，将艺术、情感、学术评论排除于“谣言”范畴。
斯坎伦结论：该规则施加的负担远超其宣称目标，且存在更少限制的替代方案，可被陈京元合理拒绝。
三、对“公共理由”的缺失：司法未提供可接受的正当化
斯坎伦强调，道德规则必须基于所有理性行动者均可接受的理由，而非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
本案中，司法理由完全无法被陈京元接受：
“高学历应明辨是非”——违背认知谦逊，将知识异化为罪证；
“攻击领导核心”——无行为证据，无主观意图；
“造成混乱”——无实证支持，仅凭“可能有害”定罪。
斯坎伦会指出：真正的公共理由，应承认“学者需接触多元观点”这一合理生活计划。若法律不承认此计划的正当性，则其不具道德权威。
四、对“相互承认”的破坏：将公民视为“潜在威胁”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植根于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即视他人为平等、理性的道德主体，而非威胁或工具。
本案中，司法系统将陈京元预设为“体制敌人”：
因其“独立学者”身份而选择性执法；
因其转发境外内容而推定“不忠”；
拒绝承认其“求知”动机的正当性。
斯坎伦批判：此非“法治”，而是以安全逻辑取代相互承认。当国家将公民视为“潜在威胁”，它便背离了契约主义的道德基础。
结语：契约主义的警示——没有相互承认的规则，只是暴力的伪装
斯坎伦毕生捍卫一个信念：道德不是权力的修辞，而是理性存在者相互承认的规范体系。
陈京元案的悲剧在于：
其求知行为被解读为“威胁”；
其理性抗辩被斥为“狡辩”；
其人格尊严被系统性剥夺。
正如斯坎伦所言：
“我们彼此负有的义务，是给予对方不能合理拒绝的理由。”
而本案司法机关，连一个可被陈京元接受的理由都未能提供。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法律不应是恐惧的产物，而应是相互承认的结晶。
陈京元的牢狱，不是因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体制拒绝承认他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资格——而这，正是契约主义最深的道德失败。